中國商務部2月4日發布《關于對原產于美國的進口高粱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的公告》及《對原產于美國的進口高粱進行反補貼立案調查的公告》，決定對原產于美國的進口高粱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調查。商務部獲得的初步證據和信息顯示，原產于美國的進口高粱接受了美國政府的補貼，以低于正常價值的價格向中國出口銷售，存在較大幅度的傾銷。同時，該產品進入中國市場數量大幅增長，價格持續下降，對中國國內產業同類產品價格造成削減和抑制，國內產業同類產品有關經濟指標呈惡化趨勢。

美國是全球最主要的高粱出口國。2013年之前，中國高粱進口每年僅幾萬噸，實施玉米臨儲政策后，玉米托市收購價不斷提高，飼料企業為降低成本轉而以高粱替代玉米。自2014年起中國高粱進口大幅攀升，2015年達1070萬噸。據美國農業部農產品外銷局數據披露，2016年9至11月美國高粱出口量急劇上升，已超過2015年及之前五年平均水平。全美高粱生產商會(National Sorghum Producers)數據顯示，自2013年以來，美國對華高粱出口超過2700萬噸。中國已成為美國傾銷高粱的主要市場。與此同時，中國鋼、鋁、橡膠、塑料、大米等各類產品頻遭美國“雙反”貿易壁壘。因互為第一大貿易國的中美之間雙邊貿易額高達數千億美元，導致中國成為美國“制裁”的重災區。

反傾銷，即對外國商品在本國市場上的傾銷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對傾銷的外國商品征收一般進口稅后再增收附加稅，使其不能廉價出售，該附加稅被稱為“反傾銷稅”。

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是在布雷頓森林協定中規范，為了促進自由貿易發展的國際協定。該協定對反傾銷做了明確規定，不同于反補貼的是，傾銷行為的受害國在開始反傾銷調查前沒有與當事成員進行磋商的義務;在審查傾銷對國內產業的影響時需確定傾銷幅度。

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定，傾銷幅度不超過進口價格2%或被反傾銷的產品進口量占同類產品進口比例不超過3%，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最低限額。在關稅大幅下調、進口許可證及配額逐步取消的前提下, 各國可以采取的保護本國貿易的主要手段就是反傾銷、反補貼和技術性標準三類，其中以反傾銷使用最多，實際上已演變成為當代“貿易戰”的主要武器。

WTO《反傾銷協議》規定成員國實施反傾銷措施須符合三條件：一是確定存在傾銷的事實，二是確定對本國產業造成了實質性損害或威脅，三是確定傾銷和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按照傾銷的定義，若產品出口價低于正常價格，就會被視為傾銷。出口價低于正常價格的差額即傾銷幅度。

美國是反補貼措施的使用大戶。歷史上及WTO成立以后的實踐表明，實施反補貼措施的，主要是為數較少的發達國家。

2014年，美國國會通過簡化“雙反”調查規則的新法案，“雙反”調查并核準懲罰性關稅大幅提速。

2015年，據世貿組織WTO統計，美國已超越印度，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救濟“雙反”調查使用國，全年共發起43起反傾銷和22起反補貼調查，調查對象從中國、韓國、巴西、澳大利亞，一直延伸到英國與荷蘭。

2016年，美方統計數據顯示，僅“雙反”調查中涉及的中國產品案值就超過1810萬美元，包括向WTO起訴中國對大米、小麥和玉米種植提供非法補貼;對中國產不銹鋼板帶材作出反傾銷初裁，認定中國企業反傾銷稅率為63.86%—76.64%，反補貼稅率為57.3%—193.92%;對中國碳合金鋼定尺板作出反補貼調查初裁，認定中國企業反補貼稅率為210.5%;對中國的耐腐蝕板征收209.97%的反傾銷稅和39.05%的反補貼稅;對中國的冷軋板征收265.79%的反傾銷稅和256.44%的反補貼稅;對中國輸美碳鋼與合金鋼產品發起337調查;初裁認定中國產大型洗衣機傾銷幅度為49.88%—111.09%。

美國商務部最新文件顯示，去年1月20日特朗普上臺至今年3月1日，美國對全球各國發起“雙反”調查110余起，目前仍在執行的雙反貿易“裁制”430余例，今年僅1至3月涉及中國的就有4起。

1月17日，對中國產塑料裝飾緞帶產品發起2018年第一起“雙反”調查。

2月12日，對進口自韓國、土耳其、希臘、印度、加拿大和中國的大口徑焊管(直徑大于16英寸即40.64厘米的焊接碳和合金鋼管，可用于油、氣等液體運輸和打樁等建筑結構用途)產品發起“雙反”調查。

2月22日，對進口自中國、斯里蘭卡和泰國的橡皮筋產品發起“雙反”調查，聲稱去年從上述三國進口的橡皮筋產品金額分別約為490萬、200萬、1212萬美元，傾銷幅度分別為27.27%、56.54%至133.13%、28.92%至78.36%。根據美國的貿易救濟程序，美國國際貿易委員還將于今年3月16日前后做出初裁，如果該機構認定上述產品對美相關產業造成實質性損害或威脅，美國商務部將繼續調查并將于今年4月和7月分別做出“雙反”調查初裁。

3月1日，美國商務部突然宣布向進口鋼材及鋁材分別征收25%及10%的關稅。

B農業補貼政策

有人說，美國是先有市場，后有農民，因為最先踏上美國土地的并非農民而是移民，其目的是尋找黃金、香料、皮毛和木材。移民維持生存的糧食需從歐洲大陸海運過來，這導致弗吉尼亞等一些州不得不強行規定所有移民必須每人種植一塊玉米地，否則就不發給糧食。歐洲大陸工業革命與戰爭不斷，使美國漸漸發展成歐洲的農副產品供給基地。從1933年起，美國政府為應對經常出現的農產品過剩危機，開始啟動農業補貼，并使之成為基本國策之一。農業補貼繞過WTO規則，動態平衡國內外農產品價格，有效保障了美國在國際農產品貿易中價格優勢最大化。

美國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農業生產、貿易大國，農產品種類多，2013年農產品出口總額達到創紀錄的1409億美元，占比全球總量的1/6。長期以來，美國政府采取低價格+高補貼來支撐農產品出口。1975年至2014年，美國6種主要農作物40年凈利潤數據顯示：稻谷和玉米僅13年為正值，27年為負值;燕麥和棉花僅9年正值，31年為負值;最差的小麥僅4年為正值，36年為負值;最好的大豆24年正值，也有16年負值。故美國政府每年都保持較高的農產品補貼，使農民雖然不能從市場上賺錢，卻能借政府補貼保持較高收入，從而維系農業基礎不至于荒廢。這是強國特有的經濟支持方式。美國的政府補貼分為直接和間接兩種形式，均由聯邦政府農業部下屬農場服務局負責發放。

直接補貼

直接補貼是根據種植類別與面積給予現金補貼。主要分直接與反周期支付和水土保持兩個項目。直接支付是政府為鼓勵農民種糧而設，先由農業部確定目標價，當農作物的有效價格(市場價格+直接支付)低于目標價時，政府就補貼兩者間的差額，額度按基期面積和預計單產計算，如按作物當前的市場行情，按單產每蒲式耳補貼一定的額度。反周期支付只在市場價格低于過去5年平均水平約一半之后啟動，以保證一旦糧價意外大跌，農民仍可獲得預期收入的50%，以維持繼續生產和生活需要。2011年聯邦政府共支付直接補貼41.8億美元。

水土保持項目為保護農村環境而設。農民擁有的土地如屬鹽堿地、濕地、動物棲息地之類環境敏感地區，政府便要求與其簽訂10年租地合同，其間可暫停農業生產，或提供部分改善當地環境的資金。農民可自行決定簽約與否，雙方商定租金。2011年美國政府該項目開支18.6億美元。

間接補貼

間接補貼包括低息農業貸款和農業保險補貼。低息農業貸款的核心是幫助創業或弱勢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由于該群體難以獲得商業貸款，故以政府貸款填補空白。低息農業貸款包括直接貸款和貸款擔保兩項，前者來自于國會撥款，利率一般低于商業貸款;后者由商業銀行系統提供，利率則由借款人與銀行商定，農場服務局提供擔保。突發性重大自然災害如導致受損超過往年利潤的30%，農場服務局還提供低息緊急貸款。該項貸款占農業信貸市場2.5%的份額,商業銀行占比43.9%,農業合作社占比41.4%。

農業保險是美國最主要的農產品補貼措施，也是農業扶持政策的核心，由美國農業部風險管理局負責，農民自愿參與，聯邦政府提供保費補貼，私營商業保險公司承擔保險業務。2011年其為農民提供了207萬份保單，補貼成本高達68億美元。農業保險補貼主要為保費補貼和業務費用補貼，前者補貼比例與所保產出比重呈反比，即導致產出低于50%的巨災保險費由政府100%補貼，此后隨著農民選擇的產出保險范圍提高，政府補貼比例相應下降;而后者由美國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向承辦聯邦農作物保險項目的私營保險公司提供一定的管理與運營補貼。此外還為私營農業保險公司提供三項政策支持：一是通過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向私營保險公司提供再保險;二是聯邦及地方政府對農業保險全免稅;三是立法鼓勵各州提供保費補貼。

農產品補貼兩大特征

一是支持出口。美國農業最大特征為經常性農產品過剩，必須嚴重依賴出口。出口補貼主要包括出口信貸擔保和出口擴大計劃，前者覆蓋面廣，涉及資金范圍大，是美國農產品出口補貼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后者具有明顯的價格支持作用，直接用于推進農產品出口。

二是用于農業生產資料。WTO認定該項補貼扭曲了農產品價格，屬不鼓勵使用的“黃箱政策”。然而為保持農產品的出口競爭力，美國一直為燃油、農藥、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提供巨額補貼。

C 對其他產業的各類補貼

美國在不斷對別國發起“雙反”調查的同時，一面坐收巨額懲罰性關稅，一面通過各類補貼、減免退稅、直接貸款和保險、風險投資、政府建設合同和采購、研發的推動、標準設置、價格控制、準入許可等產業政策，大力補貼缺乏國際市場競爭力的本國產品——從農產品到工業品，從原材料到制成品，從傳統行業到核能、風能和太陽能等新能源及互聯網、半導體、高溫超導等高新科技行業等多手段、全方位推動和提升出口競爭力，有效改善國內就業。

“不良資產援助計劃”TARP。以傳統的汽車行業為例，2008至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三大汽車制造商中的通用和克萊斯勒瀕臨破產邊緣，就其財務狀況無法獲得正常融資。為避免上百萬人大規模失業，聯邦政府在TARP下設立“汽車產業資助計劃”，總投入逾800億美元，至少16個州向通用汽車提供了208項共17.7億美元補貼，克萊斯勒和福特總額略低。該項目基本特征完全符合WT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對補貼的定義。

“先進技術汽車制造”ATVM。2007年美國能源部制定ATVM，實質為政府向汽車業提供政策性貸款加貸款擔保，貸款總額250億美元，資助了Fisker、福特、日產、特斯拉、VPG共5家企業，目前仍有166億美元貸款額度未使用。僅特斯拉于2013年償清貸款，Fisker和VPG因無力償貸，已分別被中國萬向集團和AM General收購。ATVM是典型的可起訴補貼，包含直接貸款和貸款擔保，資金來源于國會撥款，構成財政資助。ATVM貸款利率比照美國國債，顯著低于一般市場利率，且明確具有產業專向性。

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2008年《能源改進和擴展法》和2009年《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均規定了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全美37個州政府加入，補貼形式主要為所得稅抵扣和購車費減免，各州與聯邦扶持政策可疊加使用。

新能源汽車每輛補貼底線2500美元，在電池容量5千瓦小時基礎上，每增1千瓦小時加補417美元，補貼上限7500美元。該項補貼基本符合可起訴補貼定義;應收而未收的政府稅收抵扣屬WTO《SCM協定》定義的財政資助，誘發了消費者原本不存在的購買意愿，授予了車企利益并具備專向性;支撐著多年虧損的特斯拉和SolarCity等車企股價不斷上漲。

各州的補貼并不僅針對汽車產業，補貼項目名稱多為“促進經濟增長”“高質量就業”“保護就業和就業培訓”“勞動力發展”“商業發展”等，補貼受益對象通常為“所有行業”。

D 實施“雙反”政策的原因

自從美元成為全球通用的支付、結算和儲備貨幣，美國只需牢牢把持“鑄幣權”，就可以通過源源不斷輸出美元，換取世界各國最價廉物美的產品。待到別國手中積累了大量的美元，美國又可以讓美元貶值，或通過美聯儲加息、發債、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亂等手段，驅趕美元回籠美國資本市場，推高美國股市、國債等美元資產。

源源不斷輸出美元美債，勢必導致源源不斷進口價廉物美產品，貿易逆差因而成為常態。美國前四大逆差來源地依次為中國、墨西哥、日本和德國。2011年3月美參眾兩院全票通過《1930年關稅法》修正案，賦予政府對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進行“雙反”的特權，從而使隨心所欲發起“雙反”調查也成為貿易戰的常態。只要“雙反”調查裁定進口產品屬傾銷價，出口國就將面臨重罰。于是“量化寬松”的美元輕松換取價廉物美產品后，提供產品的別國企業反而經常被罰得傾家蕩產。

美國政府無視自己以救濟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對貿易對象國吹毛求疵夸大事實動輒發起制裁。其之所以大行其道，主要有四大原因：一是在經貿領域滲透政治因素。二是通過“擦邊球”策略，對自己的各項政府補貼政策肆意隱蔽化、模糊化、邊緣化。三是憑借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無視聯合國、WTO等國際機構的權威，公然以國內法對抗和和覆蓋國際法。四是由于美國政府補貼下的出口產品具備一定的性價比優勢，許多發展中國家出于保持和改善對美貿易順差的長期需求，不得不忍辱負重。即使采取反制措施，也是旁敲側擊“以戰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