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攻堅戰的推進，政府強力推動資金從炒房等虛擬投資退出。這些資金如果不加以妥善引導，可能會沖擊債市，股市，匯市，信貸等金融市場，帶來其它資產價格的暴漲暴跌。只有為大量民間財富找到長期可持續的大規模投資機會，才能最終化解金融系統性風險。與此同時，中興通訊事件爆發，暴露了發達國家遏制我國技術進步的意圖。核心高科技領域受制于人，成為我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瓶頸，也可能帶來未來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的系統風險。如果能夠把現在強大的民意支持轉化成對核心高科技的長期投資，可以同時兼顧化解金融和實體風險，是標本兼治。也使得千家萬戶百姓的長期利益和國家利益更加高度一致，綁定在一起。

核心高科技是大國重器，完全靠市場化不行。英特爾和高通買不來，即使是其高端產品，也可能受到瓦賽納協議限制，或者成為大國博弈的籌碼。隨著我國和西方國家經濟同質性提高，互補性下降，國外對我技術封鎖可能長期化。其實，發達國家的高科技產業也不全是靠市場力量發展起來。硅谷早期的創立和發展，得到美國政府特別是軍方的支持，包括初始投資和大量訂單。軍事訂單彌補早期市場需求不足。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更應該發揮制度優越性，自力更生推動技術發展。過去大飛機項目教訓：我們開始自力更生搞高科技，國外很可能會說，你們不要搞了，我們放松限制。這時候需要政治定力。

發展核心高科技完全靠行政體制也不行。需要國家、企業、用戶，政策和市場高度協調，緊密合作，理順短期長期利益，共同打造有機生態體系。必須堅持政府主導，也必須盡可能使用市場化機制，充分尊重參與各方各自的核心利益，建立長效激勵機制。激勵到位，大家都會拼命干。激勵不一定是錢，也包括榮譽感(理想，信念，使命感)。

國家的核心利益是高質量發展，沉著應對國外的技術封鎖。企業的核心利益是效益，不講效益企業無法長期存續。用戶的核心利益是體驗。如果長期用戶體驗低下，民眾的國產化熱情也會被挫傷。

國家和企業核心利益的結合，可以借鑒政府引導基金機制，將國家推進大型長期項目的政治定力、資源支持和協調能力，與企業的價值發現和效益提升能力有效整合。投資于高科技，單個項目成功率雖低，但是成功后收益巨大。可能單個項目成功率只有10%，但成功后賺一百倍。長期平均來看，經濟效益并不低，社會效益更大，比如高通，英特爾，京東方。但是其投資規模大、周期長、風險高，需連續投入，是啃“硬骨頭”，企業往往更愿意賺快錢，所以動力不足。另外“保值增值”的要求束縛了國企對高風險項目的投資。這些都需要政府協調，鼓勵企業承擔合理風險。當然，這絕不等于都由政府兜底，只有企業自擔投資失敗的部分后果，才能保證不出道德風險。

企業和用戶核心利益的結合，需要通過打造技術應用生態體系。獨木不成林，尤其是現在，國外技術經過長期的試錯磨合, 相比國內新技術的起點更高，成本更低，用戶體驗更好，會給國產新技術的使用造成天然障礙，需要設計機制保護幼年期的國產技術，否則國外技術會贏家通吃。從長期來看，核心高科技必須有大量開發機構愿意在其底層技術的基礎上進行應用性開發，豐富用戶體驗。大量用戶的使用反過來提供足夠的試錯，加快升級迭代。中國市場巨大，應該用國內市場和用戶體驗打磨自己的產品，而不是拱手讓給國外產品。

建議：發揮我國制度優越性，打造符合各方核心利益的長效機制。

一、發行支持高科技的長期特別債券，補充國家投入。其中一部分可通過可轉換優先股形式,即允許投資者在一定條件下轉換成對成功投資項目的股權。這樣既可以共享成功的回報，也提升社會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例，降低杠桿。可轉換優先股在成熟市場大量應用，支持創新，提供永續資本。我國民間財富約188萬億元，其中大數100萬億是在各種資管產品，另外更多的是在現金，居民家庭銀行存款，以及投資性房地產。如果其中1%可用于支持核心高科技，將遠大于每年科技支出政府預算。

二、政府投資于市場化運作的引導基金，由它們轉投于核心高科技企業。一旦某項研發取得成功，政府以較低收益平價退出。政府讓利可以提升基金收益，提升其投資意愿。另外，建立合理的風險補償機制，增加國企承擔投資風險的能力。更長期目標是，對于符合條件的項目盡快推動IPO，利用公眾股權市場更低的融資成本，以及通過對上市公司股票建立資產組合, 更好化解非系統性風險。

三、鼓勵核心技術和應用開發企業相互持股，打造榮辱與共的生態體系。對符合條件的核心技術，通過稅收等優惠政策，支持其它開發機構進行配套應用性開發。通過政府采購和對于企業用戶采購進行補貼等方法，提升早期用戶對國產技術的使用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