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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程瑋年少成名，創作頗豐，后來定居德國，從事電視臺制片人等工作，但始終筆耕不輟，以“周末與愛麗絲聊天”系列等小說繼續著與孩子們的對話，如她自己所說，“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應該是那只溫暖有力的手，牽引著孩子從父母的懷抱走向廣闊的世界”。作為一名語文教師，我理想的課堂，也應當如此，讓經典作品成為“那只溫暖有力的手”，帶學生走向遼闊的世界，因此于她的故事，有一種深切的共鳴。拿到程瑋這個系列的新作《運河邊的密室》，我懷著期待甚至急切的心情讀完全書，深覺“于我心有戚戚焉”。

“戰爭與和平”，是人類永恒的主題，人類讓這樣古老的主題依然具有現實意義，當然是一種巨大的不幸。中國讀者熟悉的經典作品，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詩經·秦風》中的“王于興師，修我戈矛”，再到漢樂府《十五從軍征》中“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的悲劇人生，再到杜甫著名的“三吏三別”……戰爭，貫穿著人類漫長的歷史，從未停止。而艾青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中：“那些被烽火所嚙啃著的地域，/無數的，土地的墾殖者/失去了他們所飼養的家畜/失去了他們肥沃的田地/擁擠在/生活的絕望的污巷里；/饑饉的大地/朝向陰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顫抖著的兩臂。”讓人聯想起珂勒惠支版畫中的那些飽受戰爭創傷、哀慟絕望的人物。戰爭的苦難，超越了一時一國，具有時間與地域上的普遍性。

閱讀與思考這些主題，常讓人陷入沉重的思考，感受到巨大的困惑和痛苦。我跟學生每次討論這樣的主題，往往很久都難以走出低落的心境。人性中黑暗的一面，以及人類一再重復錯誤的愚蠢，甚至讓人很難平靜地去面對下一堂課，以及人生中一個個漫長的黑夜。但程瑋的書有一個如此突出的優點，即溫暖和治愈。兼有讀者與教師雙重身份的我，深知這一點的難能可貴。這首先得益于她高超的敘事藝術，多年的寫作經驗，使她可以輕松而嫻熟地駕馭許多嚴肅的主題，將其放在充滿畫面感與細節的故事里，讓讀者在沉浸式體驗中對這些主題有入心的體會：就如同書中的彼得老師和學生，不打傘而走入瓢潑大雨，體驗安妮一家在大雨中逃難的感覺。

但這種讓讀者進入故事現場的能力，并未將一種窒息感帶給讀者。這里可能有一個比例問題，即作家將如此沉重的主題，以一個合適的比例化解在米蘭的日常生活和學習中、米蘭和愛麗絲的對話中。這個比例，既沒有使一個沉重的主題變得輕逸甚至輕浮，被調侃甚至被遺忘，同時也依然讓我們感受到日常生活的安全感與確定性。這大概還是因為作家將她平時的理性和智慧，放到了她的敘事藝術中。俄國畫家馬克·夏加爾的畫，以超現實的手法賦予作品童話般的牧歌色調，以結構與色彩營造出獨特的夢幻感和詩意。其實他的作品還有一個關鍵元素，即事物的比例都作了調整。比如在《小提琴手》中，這位小提琴手成了一位巨人，幾乎與不遠處的鄉村小屋同高；這位身形高大的巨人，帶給我們的并非力量感甚至壓迫感，他身著紅黃兩色的大衣，手拿同一色系的小提琴，讓明亮與溫柔的氣息彌漫于畫面，讓童年記憶呈現出童話般的浪漫甜美。一個世紀后的我們，依然可以在這樣的畫里安放童年與鄉愁。在另一幅名作《公雞》中，一個赤足的女人俯臥于一只公雞背上，溫柔地環抱住它的頸部。這只公雞的體量也被放大到相當于一匹馬甚至一頭駱駝，占據畫面的中心位置，昂首闊步，充滿信心，給予女人穩定的支撐，表達出畫家對太太深沉而專注的愛。

程瑋的敘述中，米蘭溫暖而平靜的日常生活，也以不少于二分之一的比例，成為故事的主線，《安妮日記》和現實中的戰爭，則是這條主線的背景，從未離去，但并不是，更不應成為生活的主體。這種恰當的比例關系，提醒讀者對于戰爭的正確態度：應當原諒，但不應當忘記，更不應當仇恨。而米蘭捐給難民的那件領子和口袋都如同精致花瓣的藍外套、愛麗絲和綠草地融為一體的綠長裙、芭芭拉充滿愛意的美麗的綠眼睛，都被著意描繪突出，以其超出其他事物的比例，帶給我們清新美好的感受，強化或重建我們對人性的信心。如此種種，不知是作家刻意為之還是無意化用，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即這種比例，正呈現出她對世界的真實感受與價值排序，且貫穿于“周末與愛麗絲聊天”的整個系列，如同作家自己所強調的“那只溫暖有力的手”，給閱讀作品的孩子情感上的支撐、價值上的引領，帶他們走向廣闊的世界。

《安妮日記》最大的意義當然在于安妮用一個少女的視角，真實記錄下了具有普遍意義的戰爭片段。這個角度之外，程瑋在本書中借彼得老師提醒所有的讀者，《安妮日記》也是一部少女的心靈成長史：她的內心的兩個自我的對話與戰爭——一個熱情快樂，甚至玩世不恭；另一個則安靜、深沉、美好。還有她與周圍人的相處，比如與小男朋友彼得（共住密室的另一個家庭的兒子）一起望著窗外蔚藍的天空與栗子樹上的晶瑩露珠的情景，其純美程度，不亞于《紅樓夢》中寶黛共讀《西廂記》的經典情節；而其實彼得更近于她的一個傾訴對象與靈魂伴侶，他們的感情應當介于朦朧的愛情與友情之間，彼得還給了她人生第一個親吻——隔著頭發，一半落在左頰上，一半落在耳朵上。再比如，因為必須與一個成年人合用一個很小的房間，安妮經歷了重重困難，最后在爸爸的聲援下，終于為自己爭取到每天下午可以使用兩個小時的寫字臺——一張自己的書桌，讓人聯想起伍爾夫著名的命題“一間自己的屋子”……這些細節，讓《安妮日記》對于米蘭這樣的少女和其他同學來說，具有了一種特殊的親切意味，安妮好像是米蘭“每天走進校園就能碰到的一個女同學，一個昨天還肩并肩一起吃冰激凌的好朋友”。而安妮成長中最重要的兩個環節——與自我對話，與周圍人共處，對于成年讀者，也依然具有現實意義甚至未來性：自我的成長，將持續一生；每個人處理的最重要的關系，一為內在的自我，一為外在的他者。

作為一名一線教師，我還特別注意到書中有關彼得老師的內容。這些內容，為大家關注的“整本書閱讀”提供了一個可模仿、可操作的優秀范例。彼得老師是一個出色的提問者，他的問題簡明獨特，又有討論空間；他也是課堂討論、外出活動的出色組織者，組織并深度參與，與孩子們真誠對話，書中有的內容，可以看作非常好的課堂實錄。如果有家長與孩子共讀這本書，還可以向米蘭的媽媽學習，這位母親是一個優秀的，同時也是真實的、并不完美的家長（比如抓住一切機會勵志），我大膽地猜測，米蘭媽媽身上也有作家自己的影子，不少中國式家長，也會看到自己的影子，會心一笑。

我很早就知道程瑋的名字及成就，但關注并熟悉程瑋，卻是因為周益民老師。益民老師為人謙和低調，教學中流淌著詩意與哲理，同時也是一個細致真誠、富有創見的理想讀者。他是程瑋的忠實讀者，用現在流行的詞，應當屬于“鐵粉”。作為一名兒童文學的外行，我信任他的眼光和品位，跟隨他一起閱讀與思考，也一起期待程瑋這個系列的下一部新作。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教師）

《中國教育報》2023年08月09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