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針對當前我國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牢固的狀況，積極財政政策加力提效要以激勵投資和改善消費環境為重心，將需求管理與改善供給、提升增長潛力有機結合，優化政策工具組合，在防風險的基礎上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

新形勢下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的任務

(資料圖片)

隨著各地疫情防控政策的調整，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將進入后疫情時期，疫情沖擊將會減弱，我國經濟顯然要出現一波反彈，但這波反彈能否消除疫情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深層問題，取決于我們政策發力的方向和力度。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當前我國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牢固，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較大。需求收縮仍是最為關鍵的問題，供給沖擊是經濟承壓的重要原因，而預期轉弱則是需求收縮和供給沖擊的必然表現。今年以來，盡管我國在擴大內需方面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但內需不足仍是未來一段時期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

內需不足，體現在消費不振和投資疲軟兩個方面。1—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0.1%，其中11月份下降5.9%。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為68.6%，仍低于2019年的70.1%。消費不振是當前影響經濟循環質量和活力不足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從投資上來看，1—11月份基礎設施投資、制造業投資分別同比增長8.9%和9.3%，有力支撐了經濟增長，但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同比增長只有5.3%，仍處于較低水平。投資，一方面形成凱恩斯邏輯中的即期需求，另一方面形成未來增長的潛力，增加未來的供給，決定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進而決定了人們的收入狀況和消費能力。中央明確提出，充分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擴大內需，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的同時，發揮好有效投資的關鍵作用。發揮好消費和投資在擴大內需中的作用，需要從整體和系統的視角看待二者關系，不能將其割裂開來，消費能力的提升和消費需求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投資的擴大，是投資的結果。只有將兩者有效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擴大內需戰略。實際上，這也是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的必然要求。

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任務：其一，通過引導和激勵投資，改善預期，提振市場信心，增加資本積累，激發市場活力和經濟發展動力，實現中高速的高質量增長；其二，通過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改善消費條件，釋放消費需求，提升經濟循環質量，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

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需要解決兩個問題

“加力”，就是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經濟增長潛力和目標，適度增加財政政策的力度，維持合理充沛的總需求；“提效”，就是提升財政資源使用效率和財政支持高質量發展的能力，降低經濟運行成本，并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財政政策加力提效，需要解決“加多大力”和“提效”兩個問題。

“加多大力”，取決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增長的潛力。綜合就業和勞動力利用、資源和產能利用、物價水平、發展水平等多維度判斷，未來我國經濟增長仍具有較大空間。考慮到今年前三個季度的經濟增速為3%，增長基數較低，未來5年我國經濟有潛力有能力實現5.5%—6.5%的增速。可圍繞中央制定的具體增長目標，在對消費、產業投資、房地產投資等主要指標增速進行合理預測的基礎上，確定財政政策加力的程度，尤其是在基礎設施投資上加力的程度。

另一個是財政政策的空間，其中關鍵是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的合理規模及安全狀況。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問題的實質是增長與風險的平衡問題。雖然過多的政府債務，易引發債務風險，但決定債務風險的主要原因在于財政赤字和債務的性質，以及債務資金的使用效率。只要債務資金的使用能夠使經濟恢復到潛在增長水平，進而提升經濟增長潛力，財源基礎得以增強，就不會出現大的債務風險，債務化解也會迎刃而解。因此，相對于規模和數量，政府債務的性質和資金使用才更具有實質性意義。我們應該跳出財政看債務，立足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整體，從發展階段、經濟增長潛力和增速、債務資金使用、本幣債、債務利息、資產狀況和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等角度判斷，我國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總體安全，并具有一定的擴展空間。

“提效”，則是通過優化組合赤字、專項債、貼息等工具，提升財政資源使用效率和財政支持高質量發展的能力。財政政策提效，需要統籌好兩方面關系。一是統籌支出、債務政策與減稅降費的關系。在不同階段不同狀況下，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不一樣，需要根據宏觀形勢的發展和矛盾的變化，靈活選擇使用財政政策工具。根據中央的總體部署，以及后疫情時期經濟運行特點，需要圍繞提升投資效率、改善消費條件、支持重點產業和技術發展，優化財政工具，提升財政支持高質量發展的能力。二是在防范地方債務風險的前提下，統籌國債和地方債、地方一般債和專項債的關系。國債與地方債在性質上并不完全相同。與地方債相比，國債的成本較低、資金使用效率較高，并且對于降低市場風險和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等具有較多優勢。基于中央提出的“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需要進一步優化國債和地方債、地方一般債和專項債的結構，防范地方債務風險。

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的著力點

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在有效支持高質量發展中保障財政可持續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可控”的要求，積極財政政策加力提效要以激勵投資和改善消費環境為重心，將需求管理與改善供給、提升經濟增長潛力有機結合，優化財政資源的使用，調整中央與地方債務結構，在防風險的基礎上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

其一，提升財政赤字容忍度，優化赤字和支出政策。根據宏觀形勢和經濟運行矛盾的變化，尤其是根據就業狀況、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水平的差距，以及總需求的變化，適當擴大財政赤字規模。另外，要把握好財政赤字和支出調整的節奏，尤其是在經濟恢復期，在還未達到潛在增長水平，或者經濟尚未完全企穩之前，不能過早地采取收縮性政策，避免打斷經濟復蘇進程。

其二，兼顧穩增長和防風險，調整中央與地方債務結構，適當擴大國債占比。截至2021年末，國債與地方債余額占比分別為43%和57%，這與大部分國家中央（聯邦）債務占比高的狀況有明顯差異，如2021年末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占比約為87%。適度提升我國國債占比，不僅可以降低政府債務成本、提升債務資金使用效率、防范地方財政金融風險，而且有利于提升市場抗風險能力，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同時，考慮項目的使用范圍、方式與市場投資的邊界，優化地方債結構，適當控制地方債增幅。

其三，引導和激勵投資，增加中央基建投資占比。做好中長期基建項目規劃，增加中央基建投資，是改善預期、提振市場信心的關鍵之舉，也是提升財政資金使用和投資效率的必然要求。立足國家發展全局和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著眼于未來我國二三十年的發展，實施重大中央基建項目，可解決長期持續發展的預期和動力問題，帶動經濟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同時，推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與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的相互銜接，盤活巨額存量資產，創新基建投融資渠道，形成良性的基礎設施投資循環。

其四，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改善消費環境、釋放消費需求。配合國家出臺的促進消費的規劃及相關政策，加快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消費環境。例如，可通過擴建停車樓（場）、充電樁，優化交通道路設施，釋放汽車消費需求。同時，通過有效地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水平，解決好住房、養老、育兒、醫療等制約消費需求的主要因素，提升居民的消費意愿和能力。

其五，優化政策工具和財政資源使用導向，提升創新能力和發展動力。優化財稅政策，重點支持汽車、航空、半導體、制藥和新能源等產業發展，增加資本積累，提升技術水平。同時，支持“卡脖子”技術攻關及相關基礎學科長線研究。

責編:劉安琪 | 審核:李震 | 總監:萬軍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