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 寧

不久前，上海市消保委測試了20款市場主流視頻、短視頻及直播App的青少年模式，發現了不少問題，包括部分App深夜時間管理流于形式，內容較為單調枯燥，內容池分齡匹配度不高等，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青少年模式的用戶數量和效果。

未成年人是互聯網時代的“原住民”。2021年我國未成年網民達到1.91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96.8%。作為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上網的一種制度創新，青少年模式自2019年3月試點上線以來，已經逐漸成為視頻、直播類App的標配。2021年實施的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為未成年人的監護人以及網絡服務提供者實施青少年模式提供了法律指引；2022年5月，中央文明辦等四部委《關于規范網絡直播打賞 加強未成年人保護的意見》也明確要求，優化升級青少年模式。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然而，從上海市消保委的調查結果看，情況并不樂觀。另據《2021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雖然85.9%的未成年網民和91.6%的家長知道青少年模式，但設置過該模式的不到五成。約四成的未成年網民、家長、教師認為青少年模式效果一般或不太有效。盡管青少年模式已運行數年，也有高級別的法律依據，為何仍有一些App的青少年模式流于形式？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投入成本較高，企業建設動力不足。由于青少年模式不同于平臺的“流量經濟邏輯”，企業缺乏投入的動力。要創建運營內容對未成年人具有吸引力、分齡匹配度高的青少年模式，需要企業在內容和技術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原創或者購買大量高質量作品。對于一些中小規模或者自身缺乏原創內容的App而言，實施起來成本過高，在監管壓力之下，只能敷衍了事，流于表面化、形式化。

第二，青少年模式的建設缺乏統一具體標準。目前，相關部門對于青少年模式的規定較為原則，具體落實情況取決于各平臺的決心和能力。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之下，一些平臺擔心過于嚴苛的青少年模式會讓未成年用戶流向標準較為寬松的平臺，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因此缺乏不斷優化該模式的內生動力。

第三，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考核體系尚不健全。文化類互聯網企業應當堅持社會效益優先，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統一的原則。青少年模式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的重要表現。目前在互聯網企業的社會責任考核體系中，尚未將青少年模式的實施情況作為重要的剛性考核指標，相關獎懲機制也不明晰。

要有效防止青少年模式流于形式，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著手：

首先，為了解決單個企業投入成本過高、青少年模式缺乏統一具體標準的問題，需要各方形成合力，建議由政府或者行業協會統一搭建青少年模式的“內容池”，認真調查研究，以未成年人和家長的真實需求為出發點，明確內容的類型、數量、更新頻率等標準，鼓勵各平臺提供原創或者統一采購適合未成年人觀看的作品，著力打造精品，對創作適合未成年人觀看內容的創作者進行獎勵，再根據不同年齡段進行內容分類，使青少年模式能夠真正為未成年人提供喜聞樂見、寓教于樂的內容。

其次，將青少年模式的實施情況，列為互聯網企業社會責任考核體系的重要指標。互聯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不應是空洞的口號，而應切實落實到具體行動之中。建議建立青少年模式落實情況的第三方評估制度，并在相關政府部門、行業協會對互聯網企業開展的社會責任考核中作為重要指標加以考量，且建立相應獎懲機制。對于落實情況好的企業，可以在資金、稅收、上市融資等方面予以支持，對于落實不力的企業，責令整改，并通過法律、經濟等手段強化監管，讓不斷加大投入優化青少年模式內化為企業的自覺行動。

我國的青少年模式正在從初創的1.0時代邁入升級的2.0時代，需要從供給和需求、成本和收益、激勵和約束等角度系統解決青少年模式存在的問題，從而讓青少年模式更好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法律系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