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的反哲學》

[法]阿蘭·巴丟著

嚴和來譯

漓江出版社出版

■徐兆正

在《維特根斯坦的反哲學》里，阿蘭·巴丟具體地探討了維特根斯坦的修辭學：從《邏輯哲學論》時期到《哲學研究》時期的過渡，以及轉變的內部動機。阿蘭·巴丟有言在先：(受限于德-英兩種語言的互為干涉，以及奧地利用法的影響)他無法宏觀地考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表達方式，而只能基于其前后兩個時期的對立，研究他文體內部的轉變動機。作者無疑是敏銳的，他首先就指出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寫作“總是處在相對的和不確定的位置上”。然而為何如此，卻沒有急于給出一個答案。毋寧說，阿蘭·巴丟接下來分析的是哲學傳播與交流的方式。

存在一種最貼切的方式，在諸種策略里，那就是面對面的哲學交流：一方提出問題，一方給出答案。交換看法與互為答辯不僅最大程度上保證了彼此的理解，也排除了任何境況的懷疑可能(即時的溝通能夠迅速消除不理解);其次的途徑是練習，再次是教科書，最后才是獨立意義的哲學作品(“書”)。

作者對哲學這幾種交流方式作的排序，尤其是將“書”置于最末一席，并非不可理解。因為前面幾種無一不是“朝著理性勸誡目標的自然矢量”，簡而言之，它們蘊含著循循善誘的勸誡目的，其所指向的都是學生或將要成為門徒的人(與宗教等質齊觀)。但“書”不同于面對面的口頭交流，——在這里“書”被區分為兩種含義——它要么是對無法重現的課堂教學的一次徒勞嘗試(課堂聽講的潦草記錄)，要么是純粹私人性的思想記錄(因為主體的反復思索而難以辨識)。但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書”，它們的重要性均遠不及口傳意義的哲學講授。

這一難局(對哲學的目的來說，“書”幾無必要性可言)，無疑極大地抬高了哲學寫作的技藝門檻：“它總要考慮贏得贊同，這就需要實現預見到盡可能多的反駁意見”，而哲學話語的組織方式則必須“防止任何異質性的東西潛入，也不作任何澄清，以免欺騙穿幫”。質而言之，“書”如若想爭取到盡可能多的重要性，其句法就必然是堅實的，其本質亦必然是獨斷論性質的——無論它如何高調地宣揚心靈的自由。

盡管如此，阿蘭·巴丟依然認為由堅實句法錘砸的斷言式作品，免不了讓人疑惑，而這一困境歸根結底應回溯至哲學作品書寫的教學目的(說服)上。哲學家在寫作時不可能不使用日常的語詞，但為了服務這一根本需求，語義的普遍性必然要發生“扭轉和外延”;進一步說，即便哲學家不使用日常的語匯，他們轉而另造新詞，新詞的詞義與已然發生扭轉的日常語匯也是殊途同歸的，此即令人費解和疑惑。

那么，哲學寫作的普遍困境意謂著什么?阿蘭·巴丟指出這困境主要是哲學作品總是在以下二者之間不斷地搖擺：a.系統化，公理化，晶體的單一性;b.修辭化，詩化，絕對的歧義性。

在《邏輯哲學論》時期的維特根斯坦看來，“問題在于產生一部沒有外延的作品。”他明確反對詞語具有歧義性，也因此反對任何修辭力量的介入。他希望通過清楚地處理可說之物，從而讓不可說之物自行顯現于沉默當中。維特根斯坦急于將哲學從清晰的語言讓渡給沉默的行動，因為對他來說，行動是價值得以顯現的惟一途徑，而堅實的句法不過是行動之前的必要準備。

當然，這一時期的維特根斯坦同樣受困于哲學寫作的普遍困境，歧義性在《邏輯哲學論》里主要表現為“意義”的分割，它被區分為世界之中的意義與世界的意義(價值-意義)。

總的來說，《邏輯哲學論》時期的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風格是這樣的：他試圖以系統化規避修辭化，用公理化決定詩化，剪輯句法嚴陣以待歧義性的出現。由于普遍的困境在維特根斯坦這里矛盾加劇，從而無形中制造出一種可怕的張力，用阿蘭·巴丟的話說，瞬間決定一切才是其風格。

然而到了《哲學研究》時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則急遽地轉變為歇斯底里化：提出問題，由答案又變成問題，無休無止的放肆追問，毋寧說這是因為維特根斯坦取消了前一時期的那種以句法框定詞義的決定，進而導致了詞語徹底的不穩定性。但是，從《邏輯哲學論》時期到《哲學研究》時期語言風格改換的深層動機，如作者在本書第一部分所揭示的，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維特根斯坦對“非理論”行動的向往實在不可遏制。由于“厭倦了沉默且徒勞地等待前所未有的行動”，維特根斯坦最終放棄了堅實句法的節制策略，從而投身到對積極的非思想的狂熱操練中。維特根斯坦這樣闡述他的意圖：“矛盾只有在它折磨人時才有意思，因為，它既展示著那些令人惱怒的問題如何能從語言中出現，也揭示了何種事情會引起折磨。”

在另一方面，阿蘭·巴丟也試圖找出這兩個時期語言風格的關聯之處，換言之，有沒有一些不變的因素恒常地存在于維特根斯坦的語言中呢?有的。從否定性一面來說，維特根斯坦自始至終都“確信數學具有哲學性的罪惡本質”;從肯定性一面來說，其語言風格的轉變也只應被視為一種準備策略的改換，但策略的目標始終如一。這便是說，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行動一以貫之的是他對“世界的意義”得以自我顯現的渴慕，是對沉默行動的向往。

在嘗試概括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風格之前，我們不妨先來談一下阿蘭·巴丟的寫作風格。毋庸置疑，他的寫法非常機智，也非常考驗人的耐心;因此，他的片語解紛往往容易讓缺乏耐心的讀者視為粗陋——就像人們誤解尼采那樣。阿蘭·巴丟堅定地將維特根斯坦納入其反哲學譜系的核心原因，便在于維特根斯坦哲學中存在著無法繞開的行動因素。他敏銳地捕捉到了《邏輯哲學論》中的這句格言：“哲學不是理論，而是行動。”同時，還有這一句：“我想我概括了自己對哲學的態度，當我說，哲學應該如寫詩般去創作。”(維特根斯坦在上世紀40年代說的話)進而，阿蘭·巴 丟干脆否認了有哲學語言存在的可能：只存在清晰的表達和詩的寫作之間的一種搖擺。

前文我們已經提到，這正是哲學書寫的普遍困境。在《邏輯哲學論》時期，維特根斯坦試圖以“剪輯的句法原則框范了不可避免的詞義變化”，進入《哲學研究》時期后，他取消了這層鉗制，因而與前一時期的策略完全背道而馳。他總是在哲學寫作的普遍困境里選擇一個因素抵靠，又徹底拒絕另一個因素的接近。于是，反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要么是難以接近世界的本質，要么是無法說出可言說之物。

阿蘭·巴丟最后如此總結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在過多格言或無盡問題的車輪刑罰之下，每一種反哲學都終結為道德神學(或美學，一回事)：只有救贖行動打斷批判的喋喋不休。”這便是說，語言最終歸于行動，清晰的語言消失在沉默的行動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