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理想的教育，是追求學生成長的質量，而不是成長的速度。

1978年3月9日，來自全國范圍內的21名少年被選拔進入中科大，成為中國首個少年班大學生。他們當中，最大的16歲，最小的11歲。他們當年被稱為“知識荒原上的少年突擊隊”，但更多的是被稱作“神童”。而今中科大“少年班”已40年。

少年班40年：“神童情結”難消除

昨天，新京報刊發報道，探訪這些曾經的“小天才”后續的成長、發展道路。其中曾被譽為“中國第一天才少年”的寧鉑，19歲成為中國大學里最年輕的助教，但1998年在《實話實說》節目中猛烈抨擊神童教育的四年后，突然宣布出家為僧。還有的神童上大學后被勸退。

毫無疑問，“少年班”見證了重新重視知識與人才的改革年代。然而，神童教育的理念之一是把有限的資源，首先集中到少數精英身上。除了千挑萬選的少年班，全國范圍內的中小學其實也在廣設“精英班”“實驗班”“火箭班”“重點班”——盡管他們的光輝或許沒有“少年班”閃耀。

應該說，四十年前出現“少年班”，與那時人才青黃不接、社會渴求“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大背景是有密切關系的。

按理說，在我國高等教育即將進入普及化時代，今年畢業大學生已超過800萬的語境中，這種情況理當消弭。但當下社會仍舊存在“神童情結”，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還受到“神童情結”的影響。

這種人才觀已經顯得過時與陳舊，我國教育已經從數量時代轉入質量時代，我們早該從重視少數精英的成才，轉向關注每個學生高品質的成長過程。

“少年班”倡導者李政道先生曾回憶說，“我實際的目的是要打破不重視培養基礎科學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面。這個突破口就是對早慧少年進行超常規的培養。”

很顯然，舉辦少年班，在當時的意義是“突破口”，這個目的也已得到實現。那對當前的教育來說，是否還需要用少年班模式對早慧少年進行超常規的培養呢?

這就要看常規是什么了。

“神童崇拜”扭曲了社會人才觀

在所有學校教育按部就班的辦學環境中，“少年班”培養模式，確實為早慧少年提供了一條特殊路徑，但這一模式對基礎教育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雖然少年班的招生規模不大，但對社會的人才觀影響很大。

首先，家庭教育，不是依照孩子的個性、能力，給其選擇適合的成長路徑，而是通過參加培訓班“培優”，讓學生獲得某種特長，以這一特長去進入重點班、實驗班等特長班。

其次，社會把一名孩子上大學的年齡看得頗重，十三四歲上大學就被視為神童，加之上大學的評價、選拔，就是學科知識考試，這讓學校和家長只重視孩子的知識教育(快速獲得知識)，而對學生的綜合素質重視不夠。

所謂“神童”，有的是揠苗助長的結果;有的則只是知識教育視角下的超常兒童，但學習之外的能力、素質欠缺，有的少年大學生人格、身心成長都存在一定問題。這影響他們持續的學業和事業發展。一些曾經舉辦少年班的大學后來又取消這個班，原因正在于此。

審視“趕早”教育內在問題

目前，不少地方的中小學教育對學生的個性、興趣關注不夠，給早慧孩子提供一特殊的培養通道，仍有一定的必要性。

但從長遠看，孩子的個性、興趣培養必然要融入到學校教育之中——不是為少數孩子創設一條專門的培養方式，而是關注每個孩子的個性和興趣培養，這也是我國當前正在推進的基礎教育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

比如，國家教育部門已經明確，到2020年，將取消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的特長生招生。這不是說義務教育不重視學生的特長，而是要扭轉社會功利對待特長的觀念。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著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這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問題。我國家長在孩子小的時候，都希望孩子早學、多學、學深、學難，以便在升學競爭中獲得優勢，但等孩子上了大學，很多家長卻不再管孩子的學習狀態，大學對學生的質量要求也不嚴。

這不但導致基礎教育階段學生負擔沉重，還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孩子進入大學后失去學習的興趣、動力。

“少年班”40年，見證著我國教育從整體匱乏到過度焦慮的歷程。少年班的早慧、早培以及進入社會后的發展，也是一面鏡子，有助于我們從一個側面審視這種“趕早”教育的內在問題。更理想的教育，是追求學生成長的質量，而不是成長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