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發布最嚴“減負令”，規定小學一二年級不得布置書面作業;

浙江省“減負令”除延遲到校時間外，部分地區還試行“中學生做功課至晚上10點可以選擇不做”“小學生晚上9點可以不做”。

然而這些新政并沒有得到一片叫好聲，除了質疑治標不治本的痼疾外，人們還開始反思減負本身的合理性。

如今，越來越快樂的學校教育，卻似乎讓家長們越來越“瘋癲”了：陪寫作業雞飛狗跳，孩子要做好自我防護;月薪3萬撐不過一個暑假，家庭收入一半用來報培訓班……人人盼減負，人人又怕減負。

瘋癲般的家長，慈母般的老師

開學第一天，南京市公務員黃穎發了一條朋友圈：“又開學了，但愿母慈子孝的模式一直在線。

”令她“心寒”的是，評論里一片“不可能”“不可能+1”“+10086”，隊形整齊。

愈演愈烈的“報班熱”，越來越長的補課賬單，讓置身事外的人們感到匪夷所思。

四五年前，湖北武漢的徐女士因為給5歲半的兒子報了17個輔導班、花費12萬元而成為全國知名的“著急媽媽”。

時至今日，“一周八九節輔導課，每周休息半天”“家庭一半收入給孩子補課”等情況早已席卷全國。

“家長有種病，自己覺得是奮斗，別人覺得是中邪。”

南京一位家長感慨，生孩子前看見這種新聞都覺得“這是瘋了吧，等我生了娃云云”，等到置身其中，才發現遲早都會泯然眾人。

“大老爺們”上班時間討論小學孩子的奧數題，另外“半邊天”呼朋喚友在微信群里秒殺“原版教材”和性價比最高的打印機，放學后一群爺爺奶奶負責去課外班占座，另一群爸爸媽媽馬不停蹄帶著娃和外賣奔向教室……

凡此種種已成為目前眾多有娃一族十分標準而又波瀾不驚的生活常態。

與此同時，“現在的老師太好當了”“現在的學校太會甩鍋了”則成為家長們的吐槽金句。

家長批改作業、輔導功課、陪伴孩子學習……有位家長告訴 記者：三年級時，孩子一學期才用了不到兩個生字本。孩子的拼音、書寫掌握得遠不如自己當年，期末還得自己打印資料復習。

教育專家認為，細究這樣的“金句”，還是要搞明白家長究竟在抱怨什么?

不是對老師有意見，而是對家庭教育與校內教育的“錯位”有意見，對教師的專業教育活動向家長轉移，對家庭教育職責的無限放大有意見。

減負令嚴格地限制了學校老師的能動性。

一二年級不能留書面作業，不能排名，否則將可能被家長投訴。

北京海淀區某小學四年級的某班，就因一名老教師讓孩子寫作業被家長告到教委，事后即便全班其他所有家長挽留，該名“負責任”的老教師仍被迫離開原有的教育崗位……

公立低保化，農村邊緣化，

教育資本化

在減負的大背景之下，校內不留作業，校外補;校內不分班，校外分;校內不考，校外考;校內不競賽，校外大比拼……

所有校內因減負放棄的“陣地”與“跑道”，現在已經由校外全面接管，導致輔導教學“喧賓奪主”現象愈演愈烈。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各地出臺花樣繁多的減負政策，換來的卻是家長越來越冷漠的反應，甚至是“請不要再給我的孩子減負”的控訴，以及一連串觸目驚心的馬太效應。

一是公立低保化。

“要擇校，到民校”“初中不進民辦，大學就進民辦”，公辦教育在某些教育市場比較成熟乃至過熱的地區，正在呈現出一種“低保化”的趨勢。

曾擔任校長與教育局局長多年的吳曉茅說：公辦學校越是對減負政策執行到位，其結果越是令人尷尬。

根據2017年江蘇省南京初中名校中考均分排名，排行榜前9名中7家是民辦;兩家公辦學校中，南外是唯一一個可以跨區域掐尖招生的特殊公辦，樹人則剛剛由民辦轉為公辦。

“很多薄弱的公辦初中連中考全市平均分都達不到，辦學質量不高，導致學校對家長和學生更沒有吸引力，生源困難，形成惡性循環。”吳曉茅說。

“公辦省錢，民辦省心”也逐步化為泡影，補課正在成為公立學校不能滿足家長需求時候的剛需。

南京的家長陳先生買了學區房把孩子送進了公辦小學，上到二年級就后悔了：“每天下午兩三點就放學，作業很少，不能排名，學校因為強調素質教育而限制的東西，家長都得通過校外燒錢彌補回來。”

二是農村邊緣化。

當城市家庭為了下一代的未來不斷用“燒錢”的方式“增負”時，鄉村教育正在放任自流。

今年春節期間，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的公務員韓飛在回老家山東棗莊時寫的一篇《鄉村青少年的未來被“吃雞農藥”重重圍困》在網絡引發熱議。

該文說，

“除了睡覺，哪怕吃飯、上廁所、走路，村里的青少年手中也往往橫著手機。聊起游戲，他們不由眉飛色舞;談起別的，則‘興趣缺缺’，甚至壓根就不答話。”

韓飛與這些孩子的家長交談，“當我談起未來兩個字，他們往往自嘲且諷刺地一笑：‘農村人談什么未來，中學畢業出去打工就是了’。”

三是教育資本化。

不少家長坦言，小升初不考試，但優質初中卻是稀缺資源，當“競爭跑道”不再清晰，從校內轉移到了校外，方法上也從“短跑”“競速”升級到“花樣賽”“障礙賽”“馬拉松”，家長在課外輔導班花費不菲、學生疲于奔命的狀況只能更勝從前。

正是由于公辦教育不斷減、不斷退，唯恐孩子掉隊的家長們才會陷入軍備競賽，資本成為教育的主宰。

減負不能減責任、減質量、減求知欲

為什么人們一邊盼著減負，一邊又害怕減負?

仔細分析，當你害怕減負時你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校內減負，校外增負;怕的是我減了，別人不減;怕的是減負減負，減成廢物;更怕減負變成減責，衍生出更多“潛規則”。

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全國兩會期間在記者會上進一步明確了“減負”概念：什么叫負擔?

指的是違背教學規律和學生身心發展規律，超出教學大綱、額外增加的這一部分。在這個以內的，叫做課業、學業，叫做必須付出的努力。

教育專家認為，盡管社會上已經出現了“請不要給我的孩子減負”的呼聲，但本質上，減負的方向是正確的，回歸教育本質的戰略是正確的。

關鍵在于，人們呼喚的是真正的減負，不能減責、不能減質，更不能打著減負的旗號夾帶私貨，同時還要盡快提質、均衡，才有可能讓學生在應付考試之余有更多時間學習如何成為一個更全面的“人”。

減負不能偷換概念，求知欲不是負擔，正常的競爭不是負擔，老師和教育部門的責任不是負擔。

《拼娃：學霸世家談教育》一書的作者張捷認為，資源稀缺必然需要競爭，而減負是減不掉這個競爭的。沒有了公開的公平的競爭，潛規則就會橫行。

吳曉茅認為，我們制定的很多政策過于理想化，與現實脫節，才會招致抨擊。

“優質均衡的基礎未能達成前，廣泛被群眾認可的公平即統一考試如果被剝奪了，那權、錢的尋租空間就必然出現，草根階層的被剝奪感、不公平感就會產生。”

回顧初心，減負的初衷并不是為了削弱教育，而恰恰是為了給予家庭更多的個性選擇空間，去加強素質教育，提高創新能力，解決高分低能。

然而，對很多家長而言，素質教育就是讓孩子多學幾項技能。

應試教育的現實與家長主動增負，說淺了是種“劇場效應”，是三人成虎的焦慮感;更深層次看，是民眾對更好教育服務的追求，與優質教育資源供給長期不平衡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而補課亂象、學生負擔重等都只是表象。

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王國慶在今年兩會期間引用古詩，用“一山放過一山攔”形容幾十年喊減負，負擔卻越來越重的“死結”。

現實中，教育系統關乎基本民生，情況又錯綜復雜，改革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當學生、家長、社會等真的減了負擔，老師、學校、教育官員就勢必增加了義務與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