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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四娘是杜甫詩中的人物，杜甫在《江畔獨步尋花·其六》中寫道：“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杜甫詩歌細大不捐，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生活：一方面，杜甫在戰亂中顛沛流離，詩歌再現了當時重大的歷史事件，具有“史”的價值；另一方面，杜甫棲息草堂時期生活較為安定，也有閑適性的寫景詠物和瑣事成吟之作，因此默默無聞的小人物黃四娘才得以進入其視野。

杜甫詩歌光焰萬丈，盡得古今之體勢，可謂唐代詩歌的集大成者。在許多人看來，黃四娘進入杜甫詩中，可謂附驥而不朽。后人輯錄的《東坡詩話》“書子美黃四娘詩”條中便記載了蘇軾對黃四娘的評價：“此詩雖不甚佳，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故仆喜書之。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托此詩以不朽，可以使覽者一笑。”南宋文人胡仔在《漁隱叢話》中也指出：“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托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古來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計，黃四娘作為一介草根女子，憑借杜詩而名傳后世，所以蘇軾和胡仔認為她無疑是幸運的。

然而，也有人對此不以為然，明代文人倪謙便寫道：“蕭瑟西風送晚涼，千山搖落寄他鄉。烽煙時警深邊戍，燐火宵明古戰場。蝶夢悠揚云杳杳，萍蹤飄泊海茫茫。久知身后名無用，莫羨杜陵黃四娘。”在倪謙看來，人死便一了百了，所以即使杜甫詩歌寫到了黃四娘也不值得羨慕。當然，倪謙這首詩意味頗為復雜，既有輕視虛名的豁達，也有人生如夢的消極，“黃四娘”只是其中的一個符號。

清代文人趙冀認為，杜甫沉淪不遇，不知富貴為何物，突然面對花花世界，難免倍感新奇。他在《甌北詩話》中論及杜甫時說：“書生窮眼，偶值聲伎之宴，輒不禁見之吟詠，而力為鋪張。”在趙冀所舉的諸多例子中，就包含杜甫《江畔獨步尋花·其六》這一首，他說：“至黃四娘家，則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皆不免有過望之喜，而其詩究亦不工。”這首詩藝術上工不工固然可以商榷，但是趙冀對杜甫創作動機的評價有一種得意人看失意人的傲慢，明顯有失厚道。

黃四娘因為進入杜甫詩歌便為后人知悉，這一佳話極具典型性，以至黃四娘成為一個幸運者的“共名”符號，常常為后人所道及。蘇軾曾在一首記載去林氏媼家中觀花的詩中寫道：“縹蒂緗枝出絳房，綠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煙知客恨，短籬破屋為誰香。主人白發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林氏媼與黃四娘都擁有萬紫千紅的滿園春色，蘇軾想象生活于唐代的黃四娘年齡和裝束就像眼前的林氏媼一樣，因而把林氏媼比作杜甫筆下的黃四娘。

吳曾在《能改齋詞話》“歐梅二妓詩”條中說：“人之幸不幸，歐、梅偶見錄于豫章，遂為不朽之傳，與杜詩黃四娘何異。”所謂“歐梅”，指的是當涂兩名官妓；所謂“豫章”，指的是詩人黃庭堅。黃庭堅曾有詩道：“歐靚腰支柳一渦，大梅催拍小梅歌。舞余片片梨花雨，奈此當涂風月何。”此外，白居易曾為杭州名妓吳二娘寫下“吳娘暮雨蕭蕭曲，自別江南更不聞”的詩句，明代楊慎在《升庵詩話》中說：“吳二娘亦杜公之黃四娘也，聊表出之。”

人以文傳，被視為黃四娘的，除了女性其實還有男性。惠洪《冷齋夜話》“東坡留戒公疏”條中說：“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托之以為此文，遂與百世俱傳也。”戒公不但是男性，而且是大德高僧，蘇軾為他寫了一篇文章，使之名傳后世，在惠洪看來就頗有點像杜甫筆下的黃四娘了。由此可見，黃四娘已經超越性別界限，成為一類人物的“共名”。

沒世而名不稱是世人普遍的遺憾，聊堪慰藉的是文章乃不朽之盛事，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也可能因為偶然的機緣，假他人言辭而為后人所知。除了杜甫筆下的黃四娘，李白筆下的汪倫和斛斯、王昌齡筆下的辛漸、賈島筆下的李凝等都是如此。

一些杜詩評注者從作品影響的角度進行解讀，只能看到小人物附驥的幸運，雖有道理但尚顯不夠，還應該從創作動機的角度進行分析才更全面。作家在文本中呈現什么或屏蔽什么，其實都是經過精心剪裁的，可以說文本中出現的任何文字都是“有意味的形式”，對于高度凝練、惜墨如金的詩歌而言，無疑更是如此。杜甫詩中黃四娘這一名字的出現，背后傳達的是作者平等看待小人物的眼光、平等對待小人物的襟懷——這其實也是一些詩歌評論家沒有意識到的。

（作者單位系貴州財經大學）

《中國教師報》2023年04月19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