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的影響，得益于現代的傳播手段，工業化的生產方式，使得小說實現了最大化的影響力。而在現代傳播方式中，影視是絕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第五代導演崛起，《紅高粱》《一個都不能少》《活著》《霸王別姬》《菊豆》《秋菊打官司》……這些耳熟能詳的作品，幾乎包攬了絕大部分國際性的電影大獎，同時，它們也都是以小說為藍本，是小說和電影結合的代表。可以說，在現代性啟蒙的歷程中，影視和小說都是啟蒙的工具，但到如今，兩者卻漸行漸遠。他們是如何合流的，又是如何分道揚鑣的?

■現象

電影崛起，舊白話的余暉

1905年，京劇電影《定軍山》問世，轟動天下，這是第一部由中國人拍攝的電影，也標志著中國電影的誕生。

很短的時間里，中國電影爆發式的發展，它以市民為受眾，迅速成為當時最時尚的文化潮流。不過，誰來為電影創作符合市民口味的作品呢?著名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說，“最初為電影創作提供資源的，是白話小說。不過，不是新白話小說，而是舊白話小說。傳統的白話小說歷史非常悠久，從宋代話本，到明清小說，再到20世紀初鴛鴦蝴蝶派的小說，一脈相承，舊白話以市井生活為創作資源，吸收本土口語的營養，最符合大眾傳播的要求。”。

鴛鴦蝴蝶派的作家們，成為最初中國電影最大的創作者，大量舊白話作品，被改編為電影，如《啼笑因緣》《玉梨魂》等，甚至眾多鴛鴦蝴蝶派的作家轉職為電影編劇，直接創作電影劇本，跳過了小說改編過程。有數據顯示，從1921年到1931年，10年間，中國各影片公司制作了65部電影，其中絕大部分是鴛鴦蝴蝶派作家創作。

受眾不同，使得電影和現代小說走在兩條不同的路上，張頤武說，“現代小說出現以后，主要通過報刊傳播，針對的則是受過一定現代教育的新青年群體，但這個群體并不大。而群體更大的市民階層，更喜歡舊白話作品，也可以說是通俗文學，才子佳人，愛恨情仇，更受他們的青睞。此外就是早期的武俠電影也受歡迎”。

改編潮流，主流作家加入

上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運動興起，電影創作亦受到影響，國產電影從舊市民電影一統天下，變得更加多元化，左翼電影、新市民電影興起。

左翼作家們發現了電影的力量，開始大量進入電影制作之中，但此時，電影和現代小說，仍舊沒有真正產生聯系，張頤武說，“左翼作家最初進入電影領域，比如魯迅，就非常愛看小說，但他不看國產電影。左翼作家的進入，確實把新白話帶入了電影創作，但和現代小說關系不大，更多是觀念的改變，所謂新白話，是大量吸收西方的語言、詞匯、思想而形成的。這一思潮，也影響了電影的創作”。

和鴛鴦蝴蝶派一樣，進入電影業的左翼作家，很多直接成為了編劇，為電影創作劇本，如《野玫瑰》《火山情雪》《母性之光》《天明》等，著名的《漁光曲》《春蠶》也是左翼電影的代表作品。

一直到上世紀50年代，現代小說才真正成為電影創作的重要資源，張頤武說，“那時候，一些現代小說開始被改編為電影，如魯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鋪子》、柔石的《早春二月》、巴金的《家》等”。

借助電影，原本只是小眾讀物的現代小說，被更多的人所認可，而借助文學，電影有了更多的表現形式，更加深刻的思想內容，張頤武說，“這個時期，可以算是現代小說和電影合流的時代”。

再次啟蒙，新文學的助力

改革開放以后，小說改編電影也蔚然成風，《子夜》《傷逝》《阿Q正傳》《駱駝祥子》等，大量現代小說被改編為電影，張頤武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電影和小說兩者匯流，可以說是蜜月期”。

莫言、余華、蘇童、格非、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霍建起……幾乎在同一時代，新時期文學作家和第四代、第五代導演開始成長起來，這促成了小說和電影更加密切的合作。張頤武說，“尤其是第五代導演，大量依賴新文學作品，幾乎所有有影響力的小說，都被改編成電影了。改編的量之大、之深，前所未有”。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歷著巨大的思想解放和變遷，文學與影視，同時成為新的啟蒙思潮的傳播者，張頤武說，“這個時代，影視和啟蒙、思想解放是聯系在一起的。人們的眼光更長遠、觀念更開放，像《寒夜》這樣比較偏的作品也被改編，還有沈從文作品，此前不太可能被改編，也成了電影創作的資源”。

那個時期，第五代導演幾乎包攬了所有國際性的電影大獎，更有意思的是，幾乎所有獲獎的作品，都是小說改編的，張頤武說，“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文學支配、主導著電影生產，讀者群和觀眾群重合了，這是很難復制的奇跡”。

現代小說給了電影更廣闊的視域，更深刻的內涵，有人說后來的電影再也沒有了當初的風光，市場越來越大，但獲獎卻越來越少了，對此，張頤武覺得，“這也是一對矛盾，那時候中國電影獲獎多，但市場小，現在獲獎少，但市場巨大，并不是文學不再支持電影，而是電影和文學最終走上了兩條不同的路”。

■分析

文學分化，文學抗拒改編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新時期文學，既是文學影響力最大化的時代，也是文學自身開始分化的時代。張頤武說，“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不分純文學通俗文學，但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以后，文學開始細分，純文學的圈子在縮小”。

現代派、現代主義的引進，改變了小說創作的形態，張頤武說，“純文學的技巧越來越復雜，對故事的重視則越來越少。現代主義所重視的象征性、對人的心理變化的表現，其實是不適合改編成影視作品的。除了個別作家，如嚴歌苓這樣有通俗文學特征、且自身也是編劇的作家作品外，后來的純文學作家，如余則成，鮮有改編成影視作品的，甚至上一代的作家，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如莫言，早期的作品，改編的多，但后期的很少改編，余華、賈平凹他們，也都如此”。

純文學和影視漸行漸遠，但通俗文學卻仍舊保持著和影視的親密關系，張頤武說，“這一時期，還有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電視的普及。電視劇開始大規模被生產出來。電視的普及對大眾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改變，觀眾群終于大于讀者群了。其實，電視劇的生產和電影生產有類似的經歷，不過更快更短而已。起初，電視劇改編的對象也是現代小說，如《四世同堂》《駱駝祥子》等，都改編了，但很快，電視劇生產顯示出它和通俗文學的親密，海巖、王朔等眾多通俗文學大家，迅速成為電視劇內容的提供者”。

如果說還有特例，可以跨越純文學、電影、電視的作品，無疑要算《白鹿原》，張頤武說，“《白鹿原》不斷地被改編，話劇、電影、電視劇等，這是非常難得的，幾乎也難以復制”。

網絡時代，新的內容來源

“文學死了，詩歌死了，小說死了”。21世紀，互聯網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文學和小說的生態。張頤武說，“其實不是文學死了，而是文學的分化進一步加劇，純文學小說變得更加小眾，進入更加專業化的創作模式，再也難以支撐工業化的影視生產。相對的，通俗小說和影視的聯系反而更緊密了”

網絡小說的興起，加速了類型小說的成熟，歷史、青春、情感、穿越、玄幻……小說的分類越來越細，數量越來越多，并在極短的時間內，適應不同的傳播模式，和影視聯姻，甚至催生IP經濟。

“影視的生產是一個工業機制，需要大量的文本支持，同時又依賴觀眾的認可，它和通俗小說的關系更加緊密，是可以理解的。今天的影視作品，其創作資源主要來自兩方面，一個是自制文本，由專業的編劇完成創作，另外一個則是向流行的通俗文學取材，改編成影視作品。今天的改編亦如是，大量從網絡小說中汲取資源，吸收IP，不僅傳統的影視生產如是，新興的網絡電影、網劇也同樣如此。”

從最初和鴛鴦蝴蝶派的合作，到如今從網絡小說取材，影視生產和小說的分分合合，恰好經歷了一個輪回，張頤武說，“如今，純文學越來越專業化，影視生產越來越工業化，如上世紀50年代到八九十年代那種純文學和影視結合的情景，可能再也不會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