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十多年的空窗期之后，“悟空號”“墨子號”“碳衛星”等我國多顆科學實驗衛星近年來相繼升空，令科研人員為之振奮。

然而，在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原主任吳季看來，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空間科學衛星的體量還很小。自2000年以來，美國實施了92項空間科學衛星計劃，發射了超過100顆科學衛星，歐洲發射了20多顆，中國則不到10顆。

“事實上，今年、明年、后年，我國科學衛星的發射數量幾乎是0。按照目前布局，到2021年，才會有科學衛星發射。”吳季坦言，這讓希望通過科學衛星拿到一手研究數據的中國科學家們覺得無奈。

納入國家重大專項 實現滾動式立項發射

愛因斯坦曾經預言，自然科學將逐漸向宏觀和微觀兩個前沿轉移。吳季認為，空間科學研究既瞄準宏觀的太空和宇宙，又對準微觀的粒子和生命起源，無疑是會產生重大科學突破的前沿科學。

“太空所具備的高潔凈、微重力等特殊環境，和地面完全不一樣，在空間環境下進行的探索和實驗，將推動醫學、材料、能源等領域相關技術的發展。”中國科學院空間應用工程與技術中心主任高銘委員表示。

正是基于空間科學的重要性，發達國家積極在這一領域謀篇布局。出于對重大突破的期待，科學家們都渴望拿到科學衛星的一手數據進行研究分析，而不是分析別人“吃剩”的二手數據。

然而，令吳季等中國科學家尷尬的是，自2004年“探測二號”衛星發射以后，一直到2015年底“悟空號”發射升空前，在這1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沒有發射一顆科學衛星。

這一局面的改變，得益于2011年設立的中科院空間科學先導專項。目前，該專項是申請科學衛星項目的主要渠道。可5年一期的先導專項，對于想急速追趕的中國空間科學來說似乎還不夠“解渴”。

“每5年遴選幾顆衛星，其余沒有評上的在幾年內就立不了項，科研人員只能干等著。專項二期立項較晚，衛星研制需要周期，因此新立項的科學衛星要跨到‘十四五’發射。另外，是否還有專項三期，也處在不確定中。”吳季表示。

國際上，科學衛星發射數量一般占到民用衛星的10%。2018年，我國預計有30余次發射任務，排除一定數量的國防類衛星，如果按10%的比例推算，今年也應該發射1到2顆科學衛星。但事實上未來的3年時間，我國都沒有科學衛星發射計劃。

對此，吳季等委員一致呼吁，將空間科學衛星納入國家重大專項，建立到2030年國家層面的科學衛星發展規劃，實現滾動式立項、研發、發射，使我國在空間科學探索與發現方面不斷產出重大原創性成果。“理想狀態是，提早布局，均衡發展，每年都能有所安排”。

建設航天強國 須補齊空間科學與應用短板

“王禮恒院士正在做一項關于航天強國指標體系的課題，他們有一個結論是，要實現2050年建成航天強國的目標，要補齊兩個短板：空間科學和空間應用。”吳季說道。

空間科學、空間應用和空間技術是空間(航天)領域三個聯系緊密又互不相同的主要方面。從載人航天到嫦娥探月，中國空間技術有了飛速發展。然而，空間科學卻未能與技術一道齊頭并進。有業內人士稱之為，“我國既是航天大國，又是空間科學小國”。

吳季認為，空間科學發展之所以薄弱，原因之一在于它處在基礎科學和航天事業發展的交叉點上，從頂層設計上來看，目前缺乏國家層面的空間科學管理機構。與此同時，重技術輕科學、重發射輕科學任務的觀念長期存在，以至于科學目標“就湯下面”、讓位于工程技術目標的情況一再發生，影響了科學成果的產出。

“通俗一點說，空間技術可以比作是修路搭橋，沒有路橋，科學衛星無法抵達目的地。對于科學家來說，希望能在修路搭橋的過程中同時開展科學實驗，但火箭的載荷是有限的，一旦二者發生沖突，被舍棄掉的首先是科學任務。”吳季說道。

對此，高銘也表達了相同的看法。她指出，在注重空間技術發展的同時，也要重視空間科學和應用發展，這三者之間是相互促進的關系。“如果不充分考慮空間科學探索和應用，那么發展空間技術的意義是什么?只有充分重視科學和應用技術基礎研究，才能支撐人類在太空走得更遠。”

高銘認為，需要找到讓空間科學、空間技術、空間應用三者能科學合理發展的模式，包括技術如何更好地為科學服務、科學研究如何為技術發展奠定基礎，最終實現空間領域科技成果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