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鏡

無聊是博物館的絕癥

在英國游玩的后期，我感覺自己患上了一種“病”。病癥大體表現(xiàn)為，見到博物館就口干舌燥腳跟軟，在博物館里走三步就試圖尋覓一條長凳。病癥隨所逛博物館個數(shù)增加而加重。

直到上網(wǎng)查詢，才了解到我這病并非無中生有，乃是“博物館疲勞癥”。這可不是我生造的詞，早在1916年它就被一位名為本杰明·吉爾曼的研究者正式提出。

這種病的表面癥狀是因精神或體力消耗而導(dǎo)致的極度疲勞，而深層風險來自于對展覽的興趣減弱甚至消隱。恐怕這個同病相憐者也被博物館折磨得七葷八素，公然寫道“博物館疲勞是一種公認的不幸，迄今為止已經(jīng)被安心地默認”。

許多頂尖的博物館在被列入旅行計劃中必打卡之地時，也因為無法滿足游客期望而遭到詬病。《電訊報》的旅游版編輯奧利弗·史密斯能一本正經(jīng)地給你列出21個“討厭博物館”的理由，太無聊、太沉重、太嘈雜……最后他總結(jié)道，“許多人從進入博物館那刻起就開始逃離”。

如果藏品稀薄，游客必索然無味;但若藏品豐富，你更只有叫苦的份兒。作為一個非專業(yè)人士，在擁有800多萬件藏品的大英博物館，即使我特地選擇跳躍式參觀，依然累得不行，耳畔響著多種語言的叫苦聲“天啊，逛了8個小時還沒看完”“累死了，坐一坐嘛”。

不得不承認，當你面對一屋子白得晃眼的古希臘羅馬雕像，走過三個展館，周邊圍繞的依然是黃金鋪面華麗碩大的古埃及棺槨時，第一次接觸它們的激動心情只會蕩然無存。面對簡略提供“陶罐，土耳其，公元前××年”幾個信息的標簽，你不禁開始發(fā)愣，自問為何要在此地遭受此罪。

對此批駁，博物館也許要大叫冤枉。本來，它的誕生得益于私人收藏家的大發(fā)善心。1683年，一批私人收藏的自然歷史珍品被捐贈給牛津大學(xué)，并向公眾開放，才開辟了公共博物館的歷史。從此，它要兼具收藏、保護、研究、展示、教育等諸多職能于一身。

而如今，以往只需負責美的博物館還不能美得太高冷，不夠接地氣，不然就只能接受吐槽。在電影《博物館奇妙夜》里，即使坐落于不愁游客的黃金地帶，紐約自然博物館也擔心藏品老舊落伍無法吸引游客的未來。更何況隨著“谷歌畫廊”、VR技術(shù)等各種技術(shù)的出現(xiàn)，人們只要一觸鼠標，戴上頭套，藝術(shù)品所有細節(jié)盡覽無余，又何必跋山涉水，只為在一幅蒙娜麗莎畫像前駐足3秒?

如何讓博物館獨特、有趣又好玩?這恐怕是全世界博物館管理者共同發(fā)愁的話題。遠的不說，即便最近最會玩兒的故宮博物院，別出心裁舉辦了一次上元燈節(jié)，還是收獲了不少群眾的“口水”——壓彎身子接地氣，卻打破了不少人心中的“白月光”形象。

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霍蘭·科特看來，數(shù)字化時代，人們依托書本便可獲知萬物，因此參觀體驗必須是個人的。為此，21世紀的博物館必須找到如何“講述”的方法。這可能需要特別的策展技能，例如更具想象力的故事來穿針引線才行。

在英國，盡管有大英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等博物館界的“大佬”壓陣，但給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反而是一些獨具個性的“小館”。

牛津大學(xué)的皮特河博物館可能是最不走尋常路的博物館。里面的展品并未根據(jù)司空見慣的年代或地域進行分類，而被歸類于有趣的專題，比如“人類的動物崇拜”“如何對待死去的敵人”“巫術(shù)用品大全”。

博物館整體空間不大，但藏品富足。在密如叢林的玻璃展柜里，你只能側(cè)著身在其間行走。櫥窗里，來自五大洲的收藏品熱熱鬧鬧地擠在一起，在非洲水牛頭骨旁，就是一件來自亞馬遜叢林的動物圖騰面具。在刻有繁體字的中國羅盤邊上，就是阿拉伯航海和朝拜所用的星盤。

在這些展品間徘徊，櫥窗前的我開始思考，盡管人類的祖先早已在幾億年前四處漂流，各自在新的陸地興起自己的文明，但這些關(guān)于生命、愛情、死亡、戰(zhàn)爭、未來等共同文明的印記在同一個櫥窗里，提醒著人類，無論來自何方，都屬于同一個地球。

而精心設(shè)計之下，依托真實歷史背景的游覽線路，也可以變得好玩有趣，引人入勝。被英國人民評為最酷城堡的華威城堡里，我體驗了一次“中世紀黑暗地牢探險”。在一個化妝成《愛麗絲漫游奇境》里紅桃皇后手下衛(wèi)兵的女孩帶領(lǐng)下，我們一行人走進擁有上百年歷史的幽深黑暗的地牢。負責“驚嚇”的工作人員利用混雜著邪惡、血腥和詭異的場景和道具，不遺余力地演繹了一出出黑死病、解剖學(xué)、巫術(shù)、法庭辯論和砍頭等實景劇目。

一些以虛構(gòu)故事為主題的博物館，更有天然的故事吸引力。位于貝克街的福爾摩斯博物館匯聚了全世界各地的福爾摩斯迷。他們在嘎吱作響的樓梯上走過，看著柯南道爾筆下的每個細節(jié)被妥善地安置到屋子里每個角落，舒適的沙發(fā)，散發(fā)著光澤的小提琴、墻壁上的槍眼……甚至在閣樓都能尋獲積滿灰塵的旅行箱。燈影搖曳間，我不禁和19世紀的讀者們一起相信，福爾摩斯曾是一個切實存在的、活生生的人。

這樣的變化其實正在全球發(fā)生。坐落于德國漢堡市的昆斯特·格韋伯博物館嘗試了一個大膽的展覽“變化的世界”。在博物館二樓他們?nèi)缗f擺放按照地域、文化分類的精致展品，但在一樓，他們特地搜羅來估值不高但形式有趣的展品，大多體現(xiàn)了文化的相互融合。比如一個伊朗制造的“中式”瓷盤，和一個中國制造的“波斯”花瓶。它們并不完整，身上的文字也讓人搞不明白，但是它們背后體現(xiàn)的貿(mào)易路線和文化交流可以讓人會心一笑。策展人希望通過這種不屬于某個文化或人民的展品，來打破陳舊的國籍地域觀念，還文物以純粹的歷史價值。

近幾年，中國也掀起了一陣“博物館熱”。越來越多的博物館鉚足了勁兒，成為“網(wǎng)紅打卡地”。故宮博物院的社交賬號天天上演著“萌萌噠”的清宮故事;綜藝節(jié)目《國家寶藏》也賦予許多博物館“鎮(zhèn)館之寶”血肉之軀。但有點遺憾的是，仍有不少地方城市的博物館還是滯留在展示和教導(dǎo)階段，缺乏互動和交流。

其實可以提出一些大膽的構(gòu)想。比如我曾在一個早晨，造訪了山西博物館的古墓展廳。在空無一人的展廳，周圍環(huán)繞著從漢墓出土的石槨板，加上聲控燈忽明忽滅的效果，我頓時有種身臨《鬼吹燈》實景之感。腦補歸腦補，但如果真能用一個故事或場景，將眼前形形色色的“珠玉”穿成一條項鏈，相信每個博物館都有機會擁有自己的“奇妙夜”。

也許無論是博物館的策展人，還是普通游客，都可以回歸到這個問題——當我們在逛博物館時，究竟想要什么?顯然，我們跋涉萬里，滿懷期待，并非只為打卡，更不想失望而歸。我們希望更清晰地確認，每一個歷史建筑、每一件歷史文物背后，必然有一個屬于它自己的故事。只有感覺足夠親近，才能讓我們繪制屬于自己的人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