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黑組織有6人同期擔任村黨支部書記，把持6個村級政權。9月25日，山東省紀委監委通報了煙臺高新區馬山街道西泊子村原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朱永君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案，通報稱，該組織有計劃地把持基層政權，“由黑染紅、以紅護黑”，引發關注。

隨著掃黑除惡的推進，全國多地通報的基層黑惡勢力頻頻出現村干部的身影，而他們也正是此次專項行動重點打擊的對象之一。

兩高兩部2018年1月印發的《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重點打擊11個方面的黑惡勢力，其中第二項和第三項即為：把持基層政權、操縱破壞基層換屆選舉、壟斷農村資源、侵吞集體資產的黑惡勢力;利用家族、宗族勢力橫行鄉里、稱霸一方、欺壓殘害百姓的“村霸”等黑惡勢力。

有學者分析，存在于基層群眾身邊和基層政權里的黑惡勢力，直接影響到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甚至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正如中共中央、國務院在發出《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時就明確強調的，掃黑除惡“事關人心向背和基層政權鞏固”。

涉黑組織一度把持6個村級政權，“以紅護黑”

山東省紀委監委總結朱永君案的特點為：長期進行違法犯罪活動，“以黑護商、以商養黑”;有計劃地把持基層政權，“由黑染紅、以紅護黑”;基層黨組織和有關部門黨員干部為涉黑組織提供“軟保護”。

據通報，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朱永君就網羅社會有前科劣跡人員，逞強斗狠、肆意滋事、搶占地盤，牢牢控制當地海產養殖品購銷市場，為攫取巨額利潤，先后成立多家公司，涉足多個行業，通過威脅、恐嚇、暴力、假借合同糾紛、強迫交易等手段，控制資源、壟斷市場。

經公安機關調查，朱永君涉黑組織共有成員58名，其中中共黨員11名，已有39名成員被逮捕，涉案黨員均被開除黨籍。

通報稱，朱永君想方設法獲取“政治光環”、攫取政治榮譽、把持基層政權。2007年3月，朱永君借回村協助處理村務之機，在勞教期間主動申請入黨，同年11月當選村委會主任;隨后朱永君在村級組織換屆中，多次當選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

同時，朱永君通過安排飯局、請客送禮、威逼利誘等方式，極力扶植其他組織成員選舉村干部、加入黨組織，企圖把持更多基層政權。至案發時，朱永君涉黑組織共有7人擔任過村黨支部書記(6人兼任村委會主任)，1人擔任過村黨支部副書記，1人擔任過村委會委員;2014年11月至2017年10月，有6人同期擔任村黨支部書記(5人兼任村委會主任)，把持6個村級政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認為，受宗族、黑惡勢力等因素影響，基層的村民自治等民主制度，在個別地方一定程度上失靈了。

與朱永君相似的還有曾任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睦洲鎮南鎮村村委會主任的關和合。據《人民法院報》今年8月報道，這個把持基層政權長達十年之久的“村霸主任”，先后操控南鎮村及鄰近黃布村的“兩委”選舉，將自己的兒子、“馬仔”推上兩村的村委會主任、村支部副書記等位子上。

報道稱，“要想在睦洲揾食(賺錢)，必須要經過關和合這一關。”在睦洲鎮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南鎮村、黃布村的一些土地發包、重大工程發包，甚至前來投資經商的企業需要村委會協助辦理手續等事項，都須經過關和合這一關。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說，基層“兩委”班子如果選舉制度不健全、不透明，會導致基層組織弱化，使村莊壞人進入領導班子。目前困擾村民選舉的一些問題，包括賄選、選舉暴力、家庭宗族控制、黑惡勢力滲透等，如何通過選舉辦法的完善讓壞人難入村委班子，需要制度創新。

家族式村霸橫行23年，被稱“皇上”

河南鶴壁市山城區小莊村的李某富自1995年起擔任村干部，憑借家族人員眾多，長期把持基層政權、欺行霸市、強占土地、尋釁滋事等，逐漸形成了家族式“村霸”黑惡團伙，橫行鄉里長達23年。

《大河報》今年9月報道稱，李某富被當地人稱為“皇上”， 其父親被稱為“太上皇”， 兒子被稱為“太子”，群眾敢怒不敢言。1995年以來，李某富糾集家族人員、企業員工、閑散人員等組成黑惡犯罪團伙，采取暴力手段打壓選舉對立面，強收選票，違規發展家屬親信入黨，長期把持小莊村基層政權。

在鄭風田看來，很多村霸之所以有恃無恐，與其背后的宗族勢力密切相關。 農村宗族勢力對農村治理構成威脅，尤其是那些山高路遠、交通不便的地區，宗族勢力愈發強大，對異族或者反對者進行打擊報復。

任建明也觀察到，一些落后的農村，往往黑惡勢力存在的可能性更高。“基層社會還是一個熟人社會，當國家層面的治理弱化的時候，宗族家族勢力就可能不斷壯大甚至惡化”。

大河報的報道提到李某富案中的一個細節，村民趙某與李某富父親在村公共衛生間門口發生口角，后李家父子多人對趙某及其女婿進行毆打。李某富為打擊報復，甚至通過村內大喇叭糾集四、五十人持棍棒到趙某家進行打砸，趙某的牙齒被人打掉，后躲至安陽數年不敢回家。

重慶市公安局今年8月通報的一起村霸案件中，酉陽縣龔灘鎮大理村冉某為擴大影響，鞏固其在當地的勢力，2010年參與競選龔灘鎮大理村村委會主任一職。為了順利當選，冉某邀約宗親人員齊某等人，采取賄選、搶選票、搶票箱等手段進行競選。

在競選失敗后，冉某對當地基層政權組織一直抱有仇視心理，以宗族關系為紐帶，組建以冉某、齊某為頭目，其他人為骨干成員的宗族惡勢力犯罪集團，與當地基層政權組織對抗，挑戰基層政權組織權威，干擾基層組織職能發揮。

鄭風田告訴澎湃新聞，鄉村公權力較弱，缺乏相應的公共安全力量，“村官”雖小但有處置集體土地和安全事務的權力，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加上農村糾紛調節機制失衡，讓糾紛雙方依靠勢力大小來解決，也無形中讓村霸勢力盛行起來。

監管失位：“保護傘”與黑惡勢力沆瀣一氣

基層黑惡勢力的發展壯大，往往有“保護傘”的支持和相關部門監管失位。在朱永君案中，煙臺市公安局牟平分局接到上級轉辦的中央巡視組關于反映養馬島邊防派出所對朱永君暴力犯罪問題不作為的信訪件后，竟直接轉養馬島邊防派出所辦理，嚴重違反信訪條例相關規定。

山東省紀委監委通報，這充分暴露出少數地方和部門對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執行不到位，對違規違紀問題嚴重失察，客觀上為涉黑組織發展壯大提供了空間。

山東省紀委監委、煙臺市紀委監委重點圍繞朱永君勞教期間回到西泊子村協助處理村務、入黨、當選村委會主任、村黨支部書記、萊山區人大代表，以及朱永君涉黑組織成員違規入黨、擔任村干部等問題深挖細查，嚴肅問責，對時任鎮黨委書記等35名黨員干部依紀依規作出處理。

鄭風田說，監管不足一定程度對基層黑惡勢力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村霸”長期為非作歹，上級部門應該接到過舉報或者告狀，但有些上級部門“大事化小”了，使舉報的村民遭到打擊 ，最后演變成村民們對村霸“避之唯恐不及”，“談虎色變”，陷入惡性循環。

山東省紀委監委剖析了朱永君案的三條原因：基層黨組織管黨治黨意識薄弱、責任缺失;基層組織職責弱化，職能部門監管失位;基層黨員干部紀法意識淡薄，甚至與黑惡勢力沆瀣一氣。

學者建議：加強監督，村莊增加監事制度

任建明認為，一些基層村干部淪為黑惡勢力的情況，一定程度反映出基層治理的弱化。

加強基層政權建設，本就是這次掃黑除惡專項行動的題中之意，也是各地行動的重點之一。

9月25日，山東省政府新聞辦召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山東戰役”新聞發布會，山東省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張志華介紹，山東堅持把掃黑除惡專項斗爭與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基層政權建設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結合起來，持續整頓軟弱渙散村黨組織，共摸排確定黨組織軟弱渙散村3157個，今年以來共調整村黨組織成員238人,其中村黨組織書記199人。

在鄭風田看來，治理村霸問題，要由過去偏重于經濟發展的鄉村治理，轉向經濟、社會和文化建設并重，通過全面的改革，破除宗族勢力，革新鄉村風俗和觀念，徹底消除鄉匪村霸產生的土壤。

鄭風田建議，治理村霸要加強農村基層黨建，選好用好帶頭人。此外可以通過大學生村官或者下派第一書記破除農村宗派勢力，逐漸稀釋和淡化農村的宗族觀念。他還建議在村級換屆選舉中，對被舉報較多者一票否決，確保把那些德才兼備、有文化、有思想、有道德、守法紀，能夠帶領廣大百姓的人選和真正符合群眾意愿的人員選進“兩委”班子，防止有劣跡的分子把持基層政權。

“通過準入制，把那些政治素質差、道德品質差、曾違法違紀且現實表現不好等不適于擔任村委會成員的人排除在外。” 鄭風田說。

鄭風田認為，以村莊間的聯合黨建加強村莊間的監督，也可有效地打破村莊間的壁壘，增進村莊間的有效合作，破除村霸。他建議村莊運行要增加監事制度，增加村務透明度，要加強鄉村治理體制機制改革，防止基層“一把手”一人說了算。與此同時，還要推動公共安全力量在村莊的覆蓋。

目前掃黑除惡9個中央督導組對山西、湖北等9省份的督導檢查仍在進行匯總，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全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督導工作方案》，他們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圍繞組織建設,重點督導整頓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嚴防黑惡勢力侵蝕基層政權，為鏟除黑惡勢力滋生土壤提供堅強組織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