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上海博物館官網

(資料圖片)

如果沒有提前做些功課，第一次見到商鞅方升，很可能會直接忽略，因為它著實有點不太起眼，但就是這樣一個看起來平平無奇的青銅器，實際來頭可大了！

它是上海博物館“鎮館之寶”之一，是“我國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

之所以能有這一連串頭銜，是因為它不僅是目前現存唯一見證秦朝“商鞅變法”的重要實物資料，而且其器身外壁的銘文顯示它經歷了“秦始皇統一六國”這一重要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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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方升外壁刻有銘文75字，分成兩段，時間相隔一百多年。

中國傳統造物的意境，講究“器以載道”。現在我們就以這兩段銘文為線索，了解商鞅方升所載的秦朝大一統之道。

01、讀懂商鞅方升

銘文一——商鞅變法、秦統一度量衡

“十八年，齊率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

這一組銘文的位置在器側及器柄對邊（見下圖）。

圖片來源：上海博物館官網

“十八年”指的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大良造”是秦國當時的最高官職，“鞅”即是指商鞅。

這句話的大意是：“秦孝公十八年，齊國派遣使團至秦國商議大事。同年冬天的十二月乙酉日，大良造商鞅監制了這件標準量器。該方升的容積為十六寸又五分之一立方寸。”

商鞅實行的變法中有一條名為“廢井田開阡陌”，即允許人們開墾無主荒地，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國家根據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來征收賦稅，從根本上確立了土地私有制。

但隨著耕地田畝和稅收的增加，新的問題也隨之出現——以往秦國各地的量具標準并不一致，想要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土地面積計算和稅賦征收非常麻煩，制定統一的標準變得十分迫切。

統一的稅收標準催生出統一的稱量用具，而且當量具被制造、下發到地方，基層官員也需要掌握一套通用的檢校制度。基于這些迫切的改革需求，商鞅方升作為“標準計量器”正式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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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方升的標準容積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為一升，也就是3x5.4×1（單位：寸）。

1981年，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邀請上海計量測試管理局對這件方升的容積進行了精密計算，最終結果折合成現在的202.15毫升，并由此測算出商鞅尺為23.192厘米，寸為23.192毫米。

《漢書·律歷志》云：“量者……用度數審其容。”

商鞅方升是目前所見最早“以度審容（‘度’是指長度，也就是用已知長度去計算容量的方法）”的國家級標準量器的實物。

銘文二——秦始皇統一六國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這一組銘文的位置在器物底部及第一組銘文的對邊（見下圖），它刻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

大意是：“二十六年，皇帝一統天下，百姓安寧，詔令丞相隗狀、王綰依法矯正度量衡器，代替列國原本各有差異的量制，讓境內百姓都能明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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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相繼壯大，政權割據勢力造成了各國之間明顯的地域差別。

除了各國頒布的“公量”，各公卿大夫還設有“私量”， 混亂的度量衡制度大大限制了各個地區之間的交流往來，為文化傳播、經濟貿易的開展造成了不小的阻力。

雖然各諸侯國陸續都有變法，但秦國是其中唯一貫徹執行變法的國家，度量衡的統一，加強了秦國內部的中央集權，促進了國內的經濟流通，使秦國迅速積累起大量的財富，成為名副其實的“戰國七雄”之一。

于是在與“銘文一”時間相隔123年后，即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秦始皇隨即頒布詔書，統一貨幣、文字、度量衡。

這則詔令向世人宣告了2000多年前，國家大一統時代的到來。

秦朝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統一標準，為國家集權、社會穩定、文化交流和經濟發展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

除前兩段長銘文外，商鞅方升前壁還刻有“重泉”二字，為地名，在今天的陜西蒲城，考古人員猜測可能是這件方升首次頒布的地點；

右壁刻有“臨”字，同為地名，在今天的山西臨縣，說明隨著秦國的進一步擴張，這件方升曾跟隨征服者來到了新的地區，繼續履行統一度量衡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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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秦代的部分度量器及應用

除了商鞅方升，各地還陸續出土了秦代的始皇方升、銅橢器、陶量，以及用于稱重的銅權等度量器具，其中就有刻著兩份詔書的“兩詔銅權”。

兩詔銅權。圖片來源：甘肅博物館

這枚拳頭大小的精致小“秤砣”上，除了和商鞅方升一樣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還有秦二世元年詔書九行、共60字：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記得辭不稱始皇帝，其于久遠也，如后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記得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大意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詔左丞相李斯，右丞相馮去疾，統一度量衡是始皇帝定下的制度，后人只是繼續實行，不敢自稱有功德。現在把這個詔書刻于左側，使（天下人）不致有疑惑。”

由此可知度量衡制度的實行及貫徹。

說到這兒，我們能看出，秦始皇頒布的“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詔令，并不是大一統之后才出現，而是從商鞅變法之后經過一百多年的實踐檢驗得來的，以律法治理國家，在各地發放統一的國家標準量具，從而達到對全國的統一管理。

秦始皇帝陵里千人千面卻又整齊劃一的兵馬俑，還有不同地區出土的秦代兵器、瓦當，它們雖然相隔千里，卻有著統一的工藝標準，這些都成為統一度量衡制度在全國普及的有力證據。

有意思的是，通過大量出土的秦代度量器具，我們得以窺見當時度量衡制度的推廣和延續，但是一直到兩漢時期，度量衡制度的理論體系才逐漸得以完備，之后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度量衡制度再次陷入混亂，直到隋開皇年間，才又重新進行統一。

中國歷史上新朝初建、立國穩政的頭等大事，就是對度量衡的制定和頒布。

今天我們去故宮博物院參觀，太和殿前陳列的唯二兩件器物，就是測日影的日晷，和乾隆時期的標準量具“嘉量”，可見“度量衡定，天下一統”的重要性。

為什么“標準”如此重要？

它看起來只是低調地藏在生活中，其實無處不在。手機充電器接口有充電標準，飲食、服裝也都有國家安全標準……從一家企業的規模化生產到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貿易交流，“標準”可以說是一種“世界通用語言”，與每個人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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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趙曉軍.中國古代度量衡制度研究[D].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2007.

[2]商鞅方升容積實測[J]. 上海博物館集刊, 1981.

[3]關增建. 從商鞅變法到秦始皇統一度量衡[J]. 質量與標準化, 202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