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華夏，五千年文明史，從哪里發端，興于何處?今年7月，在《求是》雜志上，河南博物院、良渚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館作為地方博物館代表圍繞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表了系列文章。

中華文明為何是“多元一體”的?中原文明、三星堆文明、良渚文明相互之間是否存在影響?

9月19日起，河南日報·頂端新聞聯合浙報集團·天目新聞、四川日報·川觀新聞共同推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我們的五千年”大型融媒直播活動，館長們帶領觀眾分別走進河南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館和良渚博物院，讓觀眾對中華文明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

9月22日下午，河南博物院副院長張得水、三星堆博物館館長雷雨、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執行院長馬東峰做客“頂端無界”文化沙龍。在館長們妙語連珠中，中華文明起源的歷史脈絡愈發清晰。

中原文化是中華文明主根脈

百年前，考古學家在仰韶掘下第一鏟，就此拉開了關于中華文明起源討論的大幕。

在河南博物院副院長張得水看來，《求是》雜志之所以選擇這三家博物館，正因為三家館藏文物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展現中華文明起源進程。

五六千年前的中國大地上，多個區域都出現了文明的跡象。5800年前，長期生活在陜西、河南之間黃河峽谷地帶的廟底溝先民，創造出了廟底溝文化。廟底溝文化以豫西為中心，向外輻射影響了數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彩陶時代，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文化大整合。廟底溝文化核心區所在區域還逐漸成為中國歷史演進的最中心地區。

以大河村遺址、雙槐樹遺址為代表的伴有都邑性質的大型聚落在黃河中游地區接連誕生，表明在5300年前，在河南中部地區已形成早期文明。二里頭遺址重要成果接連被發現，表明距今3800年至3500年前，具有廣域王權國家性質的都城在此奠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形成對國家的認同。

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曾以“重瓣花朵”形容中國史前文化格局：中心位置在中原，好比花心。圍繞中心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主體的文化區，就好比內圈的花瓣。在這一圈花瓣的外面還有很多文化區，花心與內圈花瓣、外圈花瓣共同構成中華文明的整體，既是統一的，又是多元的。

良渚文化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執行院長馬東峰介紹說，四代考古人歷經80多年的發掘，證明了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環太湖流域曾存在過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出現明顯社會分化、具有統一信仰的區域性早期國家，為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獨特的見證。

在良渚古城外圍，建有大型多功能水利系統。“良渚水利系統不僅有灌溉、防洪的作用，還能起到調水功能，因此相比世界其他流域古文明，良渚水利系統更像是一個完整的水利系統。”馬東峰說。

據估算，營建良渚古城的宮殿、城墻和水壩所需土石方總量達1000余萬方，需要有效地組織和調動龐大的社會勞動力和物質資源，如果沒有國家形態的權力和能力是很難實現的。良渚古城的營建和使用，證明了良渚已經具有權力中心、政治中心。

馬東峰說，良渚文化在中華古代都城建設中起到了源頭或引領的作用，良渚的一些重要文明元素融入中華文明的根脈，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三星堆文化是區域性文明代表

在“館長逛館”直播中，三星堆博物館館長雷雨展示了三星堆博物館館藏的青銅神樹、青銅大立人、嵌綠松石銅牌飾、陶盉等文物。造型奇特的文物，展現了古蜀人豐富想象力和精湛手工業技術的完美結合。

三星堆出土器物造型獨特，但與國內其他很多地區文明元素有非常密切的聯系。例如銅牌飾、陶盉都是中原夏文化的典型器物，三星堆早期的陶盉與二里頭早期的陶盉，除了陶質和大小以外，幾無區別;三星堆的龍虎尊與河南安陽殷墟的虎食人卣在題材和文化內涵上非常相近;有領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陜西、山東以及廣大的華南地區都有發現;玉錐形器、玉琮等帶有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特點。

雷雨認為，三星堆代表的是區域性文明，是眾多區域文明中發展程度最高、最為獨特的一支。以地域文化為基礎，廣泛吸收了其他地區，尤其是中原的文化因素。三星堆的發現，讓中華文明在商代晚期的內涵變得更加豐富了，進一步闡釋了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古蜀人對外來文化元素有很多吸收。”雷雨說。

在甲骨文之外，良渚和三星堆有可能找到文字嗎?

120年前，一片甲骨“驚”天下，沉睡千年的甲骨文走進人們的視野，直到目前，甲骨文依然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最早的文字。

和殷墟同時期的三星堆、5000年前的良渚古國，能否找到文字?

考古人在良渚尋找文字的腳步從未停下，甚至從文物上提取了600多個已出現的刻畫符號進行研究討論，但始終無法認定為成熟的文字。馬東峰認為，良渚古國的大型工程需要調動管理成千上萬勞動力，不靠文字來記錄，在今天是很難想象的。他推測，在江南潮濕的環境中，很多載體無法保存，因此導致良渚文字遺失也是有可能的。

雷雨相信三星堆一定有文字，只不過人們還沒有找到。在他看來，三星堆年代相對較晚，且和中原地區晚商殷墟關系極為密切，到了金沙時期甚至學會了龜甲占卜，沒有文字有些“說不過去”。他推測，有可能先民把文字記錄在有機物上，但沒能保存下來。

在張得水看來，從起源上來講，殷墟發現甲骨文，說明在商代晚期就已經出現了成熟的文字系統，在此之前，一定存在甲骨文的發展階段。在更早的仰韶文化各地區都發現了大量的刻畫符號，龍山文化各地區包括石家河文化也都發現了刻畫符號。這些符號和文字有沒有關系?還有待研究。

不過，正如從事古文字與古代文明方向研究的河南大學教授王蘊智先生所說：“今天看來，中華文字的起源與演進過程并不是一條單純的主線，發明文字的人物也遠遠不止一個倉頡。”(頂端新聞·河南商報記者 張弋 實習生 陳正洋/文 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