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沖突爆發延緩了世界經濟復蘇進程，增加了地緣政治變數，也對國際貨幣體系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出于分散風險的考慮，一些國家考慮對所持有的官方儲備貨幣進行多元化管理。國際投資者也有分散投資風險的意向，尤其在不確定性增加的時期，“不能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的投資策略被認為是明智之舉，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步伐很可能加速。

多元化的貨幣體系會有哪些選項?一個被低估的選項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DR)。SDR創立于1969年，其初衷是為了補充美元流動性的不足。在過去近半個世紀間，SDR的使用范圍非常有限。其主要用于基金組織成員國央行之間的賬戶往來，以及歷史上發行過的少量的以SDR計價的債券。早在多年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領導的聯合國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改革小組在改革SDR方面提供了比較系統的方案。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沒能落地實施。

此外，非美元主權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不容忽視。歐元目前是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國際貨幣。日元和英鎊等在 “中心-外圍”國際貨幣體系構架下地位也相對穩固。人民幣是新興的國際貨幣，其在儲備貨幣、債券發行以及貿易計價等重要領域的使用，開始顯示出吸引力。

最近瑞信分析師Zoltan Pozsar提出了布雷頓森林III的說法引起熱議。按照他的推測，布雷頓森林體系III將是以大宗商品為基礎、以東方貨幣為中心的國際貨幣秩序。將主權貨幣釘住一攬子大宗商品，同時以大宗商品作為抵押來建立國際貨幣體系，這樣的主張曾經有過討論。不過，大宗商品價格波動性大，將其作為貨幣錨無法保證貨幣內在價值的穩定性，也可能使央行收支表面臨潛在的損失。

從頂層設計角度看，早在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尚未落幕之際，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了“超主權貨幣”構想。根據這一構想，世界需要建立一個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這理論上給出了國際貨幣體系的最優方案。在現實中基于多重約束，多元化應該是次優選擇。

比較麻煩的是，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沒有基于規則的全球貨幣制度約束，沒有基于合作的機制支持，信心又變得十分脆弱，這使得國際貨幣體系向多元化過渡的進程變得動蕩不安。如何降低過渡期風險，這需要理性的設計和務實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