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整個社會的文明搭建在了工作之上，甚至都不是搭建在有成效的工作上，而是讓工作本身成了我們的目標和一切意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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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楠楠

來源｜《毫無意義的工作》

頭圖來源｜視覺中國

凱恩斯曾在 20 世紀 30 年代預言：到 20 世紀末，科技水平將足夠進步，人們每周的工作時長會縮短至 15 小時。不過如今，人們在工作上花費的時間反而更多了。

自動化確實導致了大規模失業，只不過我們用大量硬造出來的 " 掛名崗位 " 把這個失業口子補上了而已。隨之而來的是，那些無意義的工作也增多了。

數據顯示，至少 40% 的人認為自己的工作是無意義的，即那些 " 狗屁工作 "。而這些工作被創造出來，就好像是為了讓人們一直一直工作。我們將整個社會的文明搭建在了工作之上，甚至都不是搭建在有成效的工作上，而是讓工作本身成了我們的目標和一切意義之所在。

" 工作、睡覺、醒來再工作，再睡覺……不斷重復 "，這也成為了如今很多人的常態。996、007 工作模式之下，很多年輕人活活把自己活成了一顆 " 卷心菜 "。

2013 年，前耶魯大學副教授、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教授大衛 · 格雷伯，在雜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談談 " 狗屁工作 " 現象》。文章一經刊登，就引發熱烈討論，并且被翻譯成了十幾種語言。格雷伯提出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你的工作對世界做出貢獻了嗎？是否產生了實際價值？

格雷伯認為，有些工作即使不存在，對這個世界也不會產生什么看得見的變化。他認為有些 " 狗屁工作 " 的存在，就是因為每個人都花費了太多時間在工作上而無暇顧及其他。比如，給狗狗洗澡以及 24 小時送披薩的工作。

為了更系統地論述 " 狗屁工作 " 現象、" 狗屁工作 " 是如何產生的，以及 " 狗屁工作 " 的危害，格雷伯在文章基礎上又寫了《毫無意義的工作》一書，他認為，只有認清那些無意義的工作，才會獲得實實在在的勞動價值。

" 打造一個閑暇的社會，每周只需上班 20 個小時甚至 15 個小時——這本來是可以輕松做到的，然而現實情況恰恰相反，整個社會，所有的人，似乎都陷入了某種悲慘的境況：我們將生命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投入了工作，投入了那些我們知道對這個世界毫無貢獻的工作中。" 格雷伯寫道。

毫無意義的 " 狗屁工作 "

在收集了很多讀者的來信之后，格雷伯給 " 狗屁工作 " 下了個定義。

" 狗屁工作 " 是一份毫無意義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領薪水的職業，其無意義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從事這份職業的人都無法為其找出合適的存在理由。雖然要從事這份工作有一個條件，即從事者不得不假裝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他把 " 狗屁工作 " 分為以下五種類型：隨從、打手、拼接修補者、打鉤者和分派者。最典型如隨從，隨從存在的唯一目的或主要目的，是襯托另一個人的重要性。比如電梯操作員——只需要在電梯口站著，來人的時候幫忙摁電梯。

而且世界上沒有哪份工作，你可以說它一點兒無用和愚蠢的內容都不涉及。尤其是從事一份工作長達 30 年或更久的人，無一不覺得這些年他們工作中的 " 狗屁 " 指數增加了。比如，很多人認為自己 80% 的工作時間都被文書工作和會議占據。

" 狗屁工作 " 的另一種例子如，工作時間的 80% 都在做本職工作以外的事，雖然可能同事知道，或者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他本人絕對不會產生一種自己在有效工作的幻覺。

所以格雷伯認為，在這個社會中，起碼有一半的工作可以被刪除，而且刪除后不會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

雖然 " 狗屁工作 " 往往能帶來很不錯的收人，工作環境也極佳，只不過毫無意義。

一位豆瓣網友在書評中寫道，" 我自己就是在做著書里說的狗屁工作，看上去一切都蠻好，獨立辦公室，工資較高，文職甚至很少加班，然而并不產生任何意義，每天下班都感覺自己被掏空，空的一滴都不剩了，就想躺著，感覺做飯和說話都要費盡氣力。"

他目前能想到的應對方法，就是壓縮無意義的工作時間，每天騰出半天來自己做點有意義的事。

" 狗屁工作 " 是一種精神暴力

老板：你為什么沒在工作？

員工：沒事情做。

老板：好吧，你應該假裝在工作的。

員工：嘿，我有個更好的辦法，要不你假裝看到了我在工作，畢竟你收入比我高。

以上對話，來自比爾 · 希克斯的一檔喜劇節目。

事實上，所有拿過工資上過班的人對這一點都深有感觸：那些在密切監視下工作過的人，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工作中最令人惱怒、最令人發狂的一點便是 " 假裝工作 "。

因為工作是有目標的，本該是有目標的。

格雷伯認為，如果說游戲時 " 相信虛幻 " 是人類自由最徹底的表達，那么工作時被迫 " 相信虛假 " 便是人類不自由最為極致的體現。

偽裝成公益事業、實則無用甚至有害的工作或許是最糟糕的，" 狗屁工作 " 常常引發絕望、憂郁和自我怨恨。這種影響可以被稱作 " 精神暴力 "，抹殺著我們作為一個人最本質的意義。

這種暴力已經對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感受力造成了影響。最重要的是，這種精神暴力影響了我們的年青一代。歐洲和北美地區的年輕人（全世界范圍的年輕人也有這個趨勢）正在接受一種心理上的準備，那就是從事毫無意義的工作是正常的。我們的年青一代被教導著如何假裝工作，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被領著進入 " 狗屁崗位 "，開始從事那些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毫無意義的工作。

人需要對世界產生意義

早在 1901 年，德國心理學家卡爾 · 格魯斯就發現，嬰兒在第一次發現自已的所作所為能對這個世界產生可預測的影響時，會表現得異常開心。比如，某個嬰兒隨機動了一下胳膊，鉛筆就動了，然后他發現自己重新做一次剛才那個動作，鉛筆又動了，這個嬰兒的臉上就會露出非常愉快的表情。

對此，格魯斯創造了 " 身為原因的快感 " 這個說法。在他看來，快感就是為了行使權力而行使權力。

如果我們讓孩子先發現和體會到了 " 身為原因的快感 "，然后突然又把這種機會拿走，會在孩子身上產生非常戲劇化的結果：他們先是感到憤怒，然后會拒絕配合，隨后出現某種緊張性精神癥特征的自我封閉傾向。

如果上述判斷成立，那么或許我們可以開始理解，為何 " 狗屁工作 " 會對人造成毀滅性的打擊——雇用你的時候，你感到自己是因為有用而獲得了這個崗位，結果卻發現事實完全不是如此，但又不得不配合表演，假裝自己是有用的，假裝這個崗位是有用的。

這種先讓你產生自己有用的錯覺，然后再被全然否定的經歷，不僅僅是對自尊感的摧毀，還直接動搖了自我意識的根基。一個人一旦停止對世界產生有意義的影響，那這個人就不復存在了。

有無數的經驗證據能支撐上述說法。比如：工人階級若是贏了彩票成了千萬富翁，幾乎都不會辭去以前的工作；在有些監獄，囚犯吃住免費，還不用工作，這種情況下，剝奪他們在監獄洗衣房熨衣服、在監獄體育館刷廁所等資格，正是一種懲罰手段。哪怕熨衣服、刷廁所等工作是沒有酬勞的，哪怕囚犯有其他收入來源，他們依然能感受到被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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