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不斷深入，檢察機關還需繼續探索優化適用條件，將涉案企業是否開展了充分的“合規自查”，作為決定是否對其適用合規考察的考量因素。檢察機關還可以將涉案企業合規整改的基礎作為是否對其適用合規考察的考量因素，對于合規整改基礎較好的企業，檢察機關應依法給予其悔罪自新，獲得寬緩處理的機會。這樣，此項改革就能夠對非涉案企業產生積極影響，帶動非涉案企業建立或改進自己的合規計劃。

□未來，有必要通過修改刑事訴訟法，建立企業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以繼續拓寬和規范企業合規案件的適用。針對涉罪企業建立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既能將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成果納入，也符合我國刑事法律體系的傳統。

最高檢部署全面推開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是我國刑事司法領域引入合規的創新嘗試，因符合社會發展需要，改革試驗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良好效果。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是指檢察機關對于辦理的涉企刑事案件，在依法作出不批準逮捕、不起訴決定或者根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提出輕緩量刑建議等的同時，針對企業涉嫌的具體犯罪，結合辦案實際，督促涉案企業作出合規承諾并積極整改落實，促進企業合規守法經營，減少和預防企業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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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除了需考慮傳統案件因素外，還需要著重考慮案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影響，盡量保住企業、穩定就業。因此，對于那些確實“情有可原”的涉罪企業或企業家，在輕微犯罪案件的范圍內，應依法給予其通過企業合規整改獲得寬緩處理的機會。具體而言，檢察官可以在審查起訴階段決定開展合規考察，啟動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要求企業實施合規整改。待考察期屆滿，檢察官和第三方組織對企業合規整改的效果進行評估，在企業實現有效合規整改的案件中，對涉罪企業或涉罪企業家作出不起訴決定，而在那些企業不整改或整改無效的案件中，對涉罪企業或涉罪企業家提起公訴。

這項改革的本質在于探索一種新的企業犯罪治理模式。站在司法機關的視角，通過涉案企業合規案件辦理將“嚴管”與“厚愛”相結合推動企業開展合規整改，實現良好治理效果。那些實現有效合規整改的涉案企業，剔除了經營和管理結構中的違法犯罪基因，能在未來實現對違法犯罪行為的自我監管、自我發現和自我預防。而站在涉案企業的視角，此項改革能夠給予企業“改過自新”的機會。如有的企業涉嫌違法犯罪，若企業通過合規整改修正自身行為，使企業免予被定罪和處罰，那么，企業就能保持經營和生存的能力。

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兩年多來，各地檢察機關辦理了一些涉案企業合規案件，其中適用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案件占到了全部涉案企業合規案件的三分之二以上，可以說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也正是得益于實踐經驗的逐步積累，一些改革初期呈現的難題和爭議已基本解決，包括此項改革能否適用于企業家犯罪案件、如何建設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等，檢察機關和社會各界已形成了初步共識。可以說，此項改革已逐漸成熟化。但是，隨著改革試點的深入推進，有關此項改革的適用條件等細節問題，也需要繼續從理論與實踐角度進行探索優化。

依據最高檢有關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試點工作的規定，結合實踐做法，此項改革的適用條件可以大體分為兩部分：基礎條件和裁量條件。案件首先要符合基礎條件，才能進入檢察機關的考慮范圍，再適用裁量條件，決定是否啟動合規考察。

所謂基礎條件，主要包括四個：第一，案件屬于公司、企業等市場主體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涉及的經濟犯罪、職務犯罪等案件，既包括公司、企業等實施的單位犯罪案件，也包括公司、企業實際控制人、經營管理人員、關鍵技術人員等實施的與生產經營活動密切相關的犯罪案件。第二，涉案企業、個人認罪認罰。認罪認罰是固定案件證據、衡量犯罪主體悔過意愿的重要依據。第三，企業能夠正常生產經營，承諾建立或者完善企業合規制度。如果企業已經停工停產、瀕臨破產，那么，就沒有開展合規整改的條件。第四，企業自愿接受合規考察。企業合規建設屬于企業內部的管理結構調整，本質屬于自主經營權的范圍，涉案企業合規需要以企業自愿接受和配合為前提。

除了基礎條件外，還存在三個主要的裁量條件，這些條件雖然未被規定在規范性文件中，但也需要辦案檢察官綜合考量：第一，案件的犯罪情節。目前，涉案企業合規改革以相對不起訴制度為依托，所以一般只能對“犯罪情節輕微”的案件適用，實踐中，通常是指主要責任人預期刑罰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這需要檢察官綜合考量案件情節的輕重予以把握。第二，案件對社會公共利益的影響。檢察機關需要綜合考量涉案企業在經濟發展、科技發展、穩定就業等方面的貢獻，評估起訴后的社會效果。第三，企業涉罪后采取的“補救挽損”措施。檢察官需要考察涉案企業在涉罪后是否存在自首、配合調查、賠償被害方、自主進行合規整改等行為，如果存在這些行為，一般可以認為企業的悔過態度較好、社會危險性較低。

綜合前述基礎條件和裁量條件，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可適用的涉企案件范圍較廣，能夠有效解決一些歷史遺留犯罪問題，也能適度地規范一些具有行業普遍性的違法犯罪隱患。在此項改革不斷深入后，檢察機關還需繼續探索優化適用條件，將涉案企業是否開展了充分的“合規自查”，作為決定是否對其適用合規考察的考量因素。畢竟，只有涉案企業對犯罪行為發生的原因作出深入細致的內部調查，才能識別出企業管理上的制度漏洞、管理隱患和治理結構缺陷，也才能在此基礎上進行有針對性的合規整改，并達到預防同類違法犯罪行為發生的效果。此外，檢察機關還可以將涉案企業合規整改的基礎作為是否對其適用合規考察的考量因素，對于合規整改基礎較好的企業，應依法給予其悔罪自新，獲得寬緩處理的機會。這樣，此項改革就能夠對非涉案企業產生積極影響，帶動非涉案企業建立或改進自己的合規計劃。

未來，有必要通過修改刑事訴訟法，建立企業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以繼續拓寬和規范企業合規案件的適用。我國早于2012年已經針對未成年人建立了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對涉罪未成年人實行教育和挽救的方針。事實上，未成年人和企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一方面，未成年人和企業都不能完全控制自身行為。未成年人因為心智和身體發育不成熟等因素，可能作出一些不受理智控制的行為，而企業則因為“擬制人”的屬性，以及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管理結構，無法控制每一個員工的行為。另一方面，涉罪未成年人和企業都有矯正的空間。對于未成年人而言，可以通過設置學校課程、監管項目矯正其行為，而對涉案企業也可以通過合規實現矯正。因此，針對涉罪企業建立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既能將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成果納入，也符合我國刑事法律體系的傳統。也就是說，對于涉嫌經濟類犯罪的企業而言，只要沒有涉黑涉惡、造成嚴重社會后果等嚴重情節，都可以在審查起訴階段申請檢察機關啟動附條件不起訴程序。如果檢察機關審查同意，那么將中止訴訟，啟動一年至三年的附條件不起訴考察期。此后，若企業能在考察期內實現有效合規整改，遵守配合調查、承認犯罪事實、補償被害人附加條件，那么，檢察機關可以對其作出不起訴決定。在此期間，律師、會計師等社會專業人士會協助檢察機關履行合規監管和合規評估的職責，保障企業合規整改的專業性。

未來，在建立企業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之后，我國還可能建立“合規從寬”法律制度體系。在當前的改革實踐中，就已出現了在審判階段啟動合規考察的實踐需求，涉罪企業或企業家在審判階段希望能夠申請啟動合規考察，以有效合規換取量刑從寬。或許，“合規”很可能如“認罪認罰”一樣，成為貫穿刑事訴訟全流程的法定從寬事由。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最高人民檢察院企業合規檢察研究基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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