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宏偉

(資料圖)

法律工作者

媒體近日報道，警方近日破獲一起拐騙兒童案件。犯罪嫌疑人為一家民營醫院婦產科主任，在為一女子違規提供引產手術之后，其發現被引產男嬰存在生命體征，遂將男嬰私自藏匿。在雇傭了另一女子欲將嬰兒一同送往老家撫養時，被警方查獲。

該醫生目前已因涉嫌拐騙兒童罪而被檢察機關批準逮捕，被拐騙的男嬰也被送往福利院。

《刑法》關于拐騙兒童罪的規定是，通過 " 欺騙、利誘或者其他手段，導致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脫離家庭或者監護人的行為 "，若僅從形式進行審查，檢察機關的批捕似乎并無明顯問題。但此案尚有諸多細節需要細致討論。

婦產醫師藏匿嬰兒侵犯了何種法益？

拐騙兒童罪的行為構成是行為人利用 " 欺騙、利誘或其他手段 "，其結果是導致未成年人脫離家庭。由此，本案需要考慮的第一個細節就是——這位婦產醫師 " 騙 " 了誰？她騙了接受引產手術的女性嗎？她又侵犯了何種法益？

媒體報道僅說明該婦產醫師是違規進行引產手術，并未報道該女性選擇引產手術的原因，我們只能假設該女性存在 " 期待嬰兒存活 " 或 " 不期待嬰兒存活 " 的兩種可能。

如果該女性因自身健康原因，必須接受引產手術，但其期待嬰兒存活，那么該醫師私自藏匿男嬰的行為，自然是可以構成拐騙兒童罪的。

反之，如果該女性系出于不想要孩子而停止妊娠的意思表示，接受引產手術，那么顯然該女性大概率并不期待嬰兒的存活，而且該女性也同樣會認為被引產嬰兒是不可能存活的。對于此類 " 不期待嬰兒存活 " 或 " 認為嬰兒不可能存活 " 的 " 產婦 "，醫師未向其告知嬰兒的生命情況，屬于犯罪嗎？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違法行為要受到國家刑罰懲罰必須要有法益侵害。拐騙兒童罪所保護的法益包含父母的監護權，當然也涵括兒童的生命權，將被引產的孩子藏匿，使其與母親分離，的確侵犯了父母的監護權，但放在本案或許保全了兒童的生命權這一更重要的法益。

若上述前提成立，那么從法益侵犯角度，婦產醫師的行為就并不構成拐騙兒童罪。

引產手術后嬰兒尚存活，醫生又該如何選擇？

本案還有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對于并不期待嬰兒存活的 " 產婦 "，一旦醫師發現嬰兒存在生命體征，醫師又該怎么做？

從尊重父母監護權益的角度看，醫師當然應當告知 " 產婦 "，嬰兒還活著，然后將嬰兒交由 " 產婦 " 撫養。但請注意，依據當下的法律，一旦 " 產婦 " 知道了孩子是活著的，她就具有了撫養義務。通俗講，她不能對醫師說：" 這孩子我本來就不想要，你拿走吧，或者幫我送福利院吧。" 否則，明知嬰兒存活而放棄撫養，該 " 產婦 " 就有可能構成遺棄罪。

要求醫師必須向 " 產婦 " 主動告知被引產嬰兒的生命情況，雖然能夠解決嬰兒離開母體那一瞬間的法律及倫理問題，但無法避免的可能是，既然女性選擇停止妊娠，大概率說明其本就不想要這個孩子。一個無辜的孩子被送到了并不想要他的 " 母親 " 身邊，孩子未來的命運會如何？

醫師私自藏匿并撫養男嬰，至少能夠保證男嬰的生存。而一旦把男嬰送回到 " 母親 " 身邊，" 母親 " 卻不想要孩子，選擇將孩子再次遺棄或虐待，怎么辦？我們為了尊重父母的權利，把孩子送還 " 母親 "。但 " 母親 " 不想要孩子，反倒讓這個孩子有可能隨時處于危險之中。尊重母親的良好初衷，是不是就會開出惡之花？

《刑法》第 21 條規定，" 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已采取的緊急避險行為，造成損害的，不負刑事責任 "。據此，如果犯罪人是為了保全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財產這些更高的法益而實施違法行為，就不具有實質違法性。

本案中，若醫師私自隱匿被引產的孩子的確是擔心母親遺棄或虐待孩子，是想保全那個被母親引產的孩子的生命，似乎同樣可適用緊急避險予以除罪。

將這個問題再引申出去，如果認為在此案中醫師未履行告知義務就屬于以 " 欺騙 " 方式，將未成年人脫離其監護人，會不會又誘發一種反向的道德風險，即那些因不想要孩子而接受引產手術的女性，可能會選擇告訴醫生：" 我不想要這個孩子，請務必在引產過程中弄死胎兒。"

或者，本可以通過相對保守的技術而實現引產的女性，紛紛選擇足以導致胎兒或嬰兒死亡的引產技術，以避免一旦嬰兒存活所引發的連鎖問題。在我國鼓勵生育的政策背景之下，此類道德風險是值得考慮的。

醫師如何收養被引產的嬰兒？

本案還有另一問題雖未直接反映在媒體報道中，但同樣可以想見，即醫師為何在發現被引產嬰兒存在生命體征時，私自藏匿并打算將其送往遠處的老家撫養？其原因或許在于，醫師即使是告知了做引產手術的母親，孩子尚有生命體征，若母親仍舊想要遺棄孩子，醫師就是有再強烈的收養意愿，但可能會因不符合法律對于收養的基本規定而無法收養。

《民法典》規定的被收養人的范圍包括："（1）喪失父母的孤兒；（2）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3）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的子女 "。據此，本案中的嬰兒要被送養可以援引的條款就只有 " 生父母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 "。但《民法典》除規定生父母送養除需滿足其 " 有特殊困難無力撫養 " 的前提外，還要求 " 生父母送養子女，應當雙方共同送養。生父母一方不明或者查找不到的，可以單方送養 "。

上述規定還僅適用于生父母有特殊困難且愿意按照法律規定送養子女的情形。而實踐中大量出現的是，生父母可能直接將嬰孩遺棄，而并非為其妥善尋獲收養人。在此種情形下，即使嬰孩被好心的路人發現，根據法律規定其也無權直接收養，而應將孩子送至兒童福利機構。若其有收養意愿，只能按照《民法典》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從福利院收養。

可以理解，法律做出上述細致規定的原因在于最大程度地保障被收養人的權益。但將這些條件和程序放在嬰孩被遺棄的案件中，所引發的現實問題就在于， 收養人可能為規避繁冗復雜的程序要求，而選擇私自隱匿被遺棄的孩子偷偷撫養。本案中醫師即使在發現被引產的孩子存在生命體征，并未將其交給福利院，而是雇傭保姆將其送往老家撫養，大概也有這種考慮。

但這無疑不符合法律規定的 " 最有利于收養人 " 的收養原則，也為被收養人嗣后的戶口登記等諸多問題帶來隱患。由此出發，本案雖涉及醫師的刑事責任，但同樣引發我們對現有收養制度的思考。

片面強調對父母監護權的尊重可能會將嬰兒置于更大風險

《呂氏春秋 · 察微》記載：" 魯之法，魯人為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于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

把這個故事翻譯成白話：魯國的法律規定，如果魯國人在他國淪為奴隸，為奴隸贖身的人可以找魯國政府，報銷贖金。有一次，子貢為他人贖身之后，沒有向魯國政府報銷贖金。孔子就說，這樣做就不對了。你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道德的事情，但有沒有想過，你的行為會對他人產生怎樣的影響？現在都知道你不報銷贖金，那些報銷贖金的人就有可能被批評是 " 缺少高風亮節 "。如此一來，本有機會提供救助的人，就可能出于各種考慮而不再贖那些淪為奴隸的魯國人。你報銷贖金，并不會損害 " 善 "，但你不報銷贖金，就破壞了一個運行良好的實踐安排。

將子貢不要贖金的故事，借用到醫師私自隱匿并撫養被引產嬰兒的案例中。如果一旦強制要求醫師必須向接受引產手術的女性們告知嬰兒的生命情況，這個故事所寓意的道德風險也同樣會存在，醫師可能忌憚法律追責而再次將孩子交還給并不想孩子存活的母親，僵化的義務履行反而會毀損嬰兒生命這一至上的權利；片面地強調對父母監護權的尊重，反而會將嬰兒置于更大的風險。

目前尚未有媒體報道該醫生屬于慣犯，那么對于偶發性行為，且本案基本不存在毀滅證據、干擾作證的現實可能性，建議本案基于 " 以不羈押為原則 " 的司法指導精神，對該醫師不予批捕，為本案的后續處理留出空間。無論從法益侵害角度或是適用緊急避險，本案中私自隱匿并撫養孩子的醫師，或許都不應承擔拐騙兒童罪的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