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南陽黃山文化遺址又傳喜訊：3月31日上午，它入選了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其實早在13天之前，它就已經入選了2021年中國考古六大新發現；再之前，它還入選過“2021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發現”。

“十大新發現”也好，“六大新發現”也罷，抑或是河南的“五大考古新發現”，雖然主辦單位有所不同（“十大”是由中國文物報社主辦，“六大”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考古雜志社承辦），但結果都是“英雄所見略同”：評選2021年的考古新發現，南陽黃山文化遺址是無法回避和繞開的。

從1959年首次試掘開始，南陽黃山文化遺址就給了人們以驚喜，發現的“中華第一鏟”玉鏟等玉器、石器、陶器、骨器，以及墓葬、房屋基址等，都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就連著名的歷史學家郭沫若，也在其主編的《中國史稿》中不厭其詳地做了介紹。

從2018年5月開始的第二次發掘，歷時3年多，共發掘了2400平方米的面積，出土的遺存卻相當豐富，比如砂巖質玉石工具磨棒近1800件、玉器50件、玉片3518件、玉料4500件，此外還有大量的玉料、石器、陶器與少量玉器原地進行了保存。

此次發掘，引人矚目的發現有不少。比如共清理出屈家嶺文化時期以隨葬大量豬下頜骨為特色的玉工族群墓葬90多座；比如發現仰韶文化晚期大型“前坊后居”大作坊遺址3座，以及屈家嶺文化時期小型長方形柱列式作坊8個；此外還發現了河道與碼頭。

通過對這些發現的研究斷定，黃山遺址是一處年代跨越新時期時代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涉及玉石器制作性質的中心性大遺址，是目前南陽盆地中已發現的面積最大、遺跡規格最高、內涵最豐富的遺址，它反映了當時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發展的社會復雜化和文明進程，是探討南陽盆地、江漢平原文明起源和文化發展的關鍵遺址，也是中華文明研究的關鍵遺址。

從兩個“關鍵遺址”的表述，已可體現出黃山文化遺址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意義。別的不說，僅就玉文化來說，它就進一步填補了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作坊的空白，改寫了考古學中沒有中原玉文明中心起源的歷史。

在玉文化方面，更確切地說，它是以獨山玉和石為資源支撐、其他地方玉材為輔助，大致存在仰韶文化晚期家庭式作坊群向屈家嶺文化石器工廠式集約化生產模式轉變的規律，石家河文化時期也可規模化生產玉石器，可以填補中原和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玉石器手工業體系空白，和制骨遺存一起，為探索當時社會分工提供了重要研究對象。

事實上，不少人對于黃山文化遺址的想象和期待則更為豐富。比如，M18大墓中那個左手執弓箭、右手擎獨山玉玉鉞、腳前約有18個豬下頜骨的“大王”究竟是誰？M77大墓中隨葬了400多件豬下頜骨、2件獨山玉鉞、1把有象牙握飾的長弓和3捆骨鏃箭桿、2把象牙梳和11件陶器的“大王”又是誰？如此財豐權重的兩位與黃帝同時期的上古氏族首領，是不是我們一直在尋找的那幾位氏族首領？

在黃山文化遺址上出土的延用了三個時期的碼頭和人工河局部等遺跡，則更讓人浮想聯翩。這些山下西崗上的大型人工河，同東、南、北三面的古河構成了大型環壕聚落。碼頭與自然河道、環壕一起構成的水路交通系統，實際上被人認為是一道“護城河”，那么該遺址是黃帝時期的一座都城，還是中國最早的“首”都？

當然，這些想象和期待目前還無法做出確切的結論，尚需要更多的考古與研究來證明。

黃山文化遺址面積達到了30萬平方米，目前也僅僅發掘了百分之一的面積。其隱藏的更多的歷史文化密碼，或正深藏在遺址的某些角落，隨著考古與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我們所期待的更多驚喜，或逐次展現。